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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師梁波:我想有尊嚴,過得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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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1月6日,梁波手拿衣服,昂首走出北京女子監獄的大門。(大紀元)

2013年11月6日,梁波手拿衣服,昂首走出北京女子監獄的大門。(大紀元)

【大紀元2016年06月27日訊】按:2013年11月6日,北京女子監獄門口,一條普通馬路被強行拉上了警戒線,十幾名警察嚴陣以待,氣氛非常緊張。

 

上午10點半左右,大學教師梁波走出了北京女子監獄,這一天是她刑滿釋放的日子。

 

梁波拿著衣物,一路高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信仰自由,言論自由」、「世界需要真、善、忍」。

梁波拿著衣物,一路高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信仰自由,言論自由」、「世界需要真、善、忍」。(大紀元)

面對高喊口號的梁波,獄方的警察們始終處於「緊急狀態」。

2013年11月6日,面對高喊口號走出女監的梁波,獄方的警察們始終處於「緊急狀態」。(大紀元)
2013年11月6日,面對高喊口號走出女監的梁波,獄方的警察們始終處於「緊急狀態」。(大紀元)

被囚禁三年的梁波終於與丈夫薛孟春團聚,為了這一天,她的丈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2013年11月6日,梁波走出北京女子監獄,隔著因她拉起的警戒線與丈夫擁抱。(大紀元)

此文根據2014年5月對梁波的採訪整理而成。

* * *

「人的靈魂都丟失了」

我是文革時期出生的,1968年出生在一個黑五類家庭,我們家從我的父母那一輩到我這一輩都是黑五類子女。

我爺爺是「反動官僚」,被斗得很厲害,最後老是喝酒,鬱鬱而終吧。我姥爺是「反革命」,1951年鎮反的時候被槍斃了,當時我媽、我姨、我兩個舅舅 一共是兄妹四人,我最小的舅舅是遺腹子,沒有見過我姥爺。但是在他們長大的過程中,包括我姥姥,就一直被要求要站立場,要跟我姥爺劃清界限,在關係上和思 想上要堅決決裂。

這種決裂都到了甚麼程度呢?就是他們年輕的時候,寫任何一個思想匯報啊,決心書啊,保證書啊,寫這些東西的時候,一定要表示與反革命父親劃清界限, 與反革命丈夫劃清界限,沒有這句話是過不了關的。所以到後來,他思想中已經形成自動的機制了,你不讓他寫這種字句都不行。不劃清界限,帶來的後果讓他們不 寒而慄。如果他在思想裡、感情裡、還留存著一絲對親人的感情,他會覺得這是一個可怕的思想:我怎麼能這麼想呢?自己思想裡的念頭他們都覺得不安全。

從我姥爺去世到現在,六十多年了,我從沒有聽見家裡人主動談起我姥爺,沒有,從來都沒有。有一次我跟我媽聊起這事兒,我媽也覺得特別悲哀。我媽那時 都六十多歲了,還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叫甚麼名字!知道爸爸姓徐,是因為自己姓徐,跟爸爸一個姓啊,叫甚麼名字?不知道,活了六十多歲了我媽都不知道她自己父 親的名字!

在我媽媽的記憶中,她從來都沒有稱呼過「爸爸」。因為她從記事,就沒有爸爸的印象,爸爸長甚麼樣?不知道,家裡也沒有一張他的照片,沒有,「爸爸」這個稱謂,對她來說太陌生了。

我讓我媽打長途電話,問我大舅,因為我姥爺去世的時候,大舅是十四五歲,他還是過了一段錦衣玉食的公子哥生活,他應該是有記憶的。電話打過去,大舅 第一句話就是,你問這個幹甚麼?我媽說是我(梁波)問,大舅說那她想幹甚麼?有甚麼事兒嗎?有甚麼活動嗎?文革時高音喇叭的聲音,小了幾號,就是這樣的口 氣。最後,確認我媽也想知道自己父親的名字,大舅說,那不就是叫徐某某嗎?以一種非常不屑的口氣,他就把我姥爺的名字說出來了。

大舅這輩子承受因我姥爺而來的磨難,一定是很多吧,他對我姥爺的那種仇恨是非常深的,他覺得他過得這麼不好,就是因為我姥爺。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 仇恨就變成了一種淡漠,非常淡漠:這個人不值得一提,哪怕他給了我生命,甚至是給了我一段別人都很羨慕的生活,那也不行,他妨礙了我的一生。那時候,派出 所經常上家裡,這事兒那事兒,老是騷擾,他們把這一切都歸到我姥爺身上,是他帶來的,他給這些孩子造成這麼大的災難,讓孩子們連個好前途都沒有,遭那麼大 的罪,所以誰都不提起他。

我姥姥呢,我感覺我姥姥和我姥爺之間的感情應該是非常好的。因為我姥姥偶爾會提起,她談起她後來怎麼怎麼苦的時候,就會跟以前做對比。這個時候,你 就會推測一下,噢,她那個時候,日子過得好的時候呢,不光物質方面非常富足啊,而且在感情方面,我覺得我姥爺可能是非常寵愛她的。我姥姥有一次跟我說,我 姥爺是怎麼怎麼樣一個人……哎呦,特別有文化呀,很儒雅呀,對她特別特別好,那種女人受寵的那種感覺。對,她和我提起過,只有一次。可能跟孩子們都沒有說 過。後來我跟我媽談起這事,我說,看,沒和你們說過吧,姥姥說我姥爺對她多麼好多麼好,我媽就特別驚訝,我媽說,是嗎?你姥姥這麼跟你說嗎?

我姥姥八十多歲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她可能快不行了,就問她,你想以後我們把你送回去、跟我爸埋在一起嗎?我姥姥非常堅決:不行,我是個革命的老工人,他是反革命!

我姥爺去世的時候,我媽只有七歲。在她的成長過程中,她得到的教育就是:為了在險惡的環境下能夠活下去,你就要跟你自己的父親劃清界限,因為他是反革命,而且你要表現得很積極。你要能夠在人前偽裝自己,站到革命群眾這一邊,決裂。

在我看來,這種為了自保的決裂毫無人性。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家庭迫害深重,還不是表現在怎麼窮困、怎麼卑微,而是這個迫害造成的人性扭曲與人性泯 滅,這是最可怕的。我姥爺也是這個家庭的受害者啊,他們卻把悲劇的原因全部歸結在我姥爺身上。相反,對於共產黨,真正給他們造成災難的這個罪魁禍首,他們 替它開脫:它也沒辦法呀,槍桿子裡出政權啊,要是我,也得這麼鎮壓呀,我也不能讓你們這些黑五類子女起來再反對我呀,這是血仇啊……真是是非善惡不分,人 的靈魂都丟失了,沒有靈魂。

即使決裂,我父母、我、我的兄弟姐妹,在這場運動當中呢,扮演的還是一種被侮辱、被損害、被欺凌的角色。

我媽小時候,沒有入過共青團,政審不夠,她怎麼申請也不要她,這個問題影響了她一生,她感到自己低人一等,非常悲觀、自卑,不願意交朋友,怕被人家 瞧不起。上班後,雖然她在單位能力很強,但仍要積極入黨才有出路。你思想不進步,這個社會不容納你,你被人群排斥,沒有地位,沒有尊嚴,過得很不痛快,很 不舒服。黨組織排斥她:你想入,不要你,因為你不是我們革命群眾這一夥兒的!我媽為這個苦惱。七八年以後,文革結束了,改革開放了,第一件事兒,就是我媽 又遞了一份申請書:現在形勢好了,我有這個資格了,可以入黨了。黨組織接納她以後,她就特別興奮、特別高興,覺得終於成了這個黨組織的自己人了!以後就不 會挨整了!就包括我上大學她都說,哎,你看,這要不是黨的政策好,你說你能上大學嗎?可是我認為,要不是共產黨的迫害,我們家,不光是我啊,所有的孩子可 能都能上大學!

我沒有見我姥爺和爺爺,但我出生以後,就在他們給我父母留下的陰影中成長,那種生活又掙扎又絕望,又抱有一線希望。我父母都是非常堅強的人,但是這 個堅強呢,除了對痛苦的承受,還有不甘心,會經常有抱怨。因為承受得太痛苦,超出了他們的極限,他們也會想著發洩,這種發洩就在我們孩子身上表現得比較明 顯。他們非常盼望將來我們能夠生活得跟他們不一樣,無論在物質上,還是在精神上,都能夠比他們過得更好,有尊嚴有幸福,過得像一個人。

「我很想知道答案」

我稍微大一點,中國發生了變化,家庭出身不很重要了,父母對我們的教育呢,就是那種功利性的教育,對於追求名利就強調得比較多,向錢看,有錢就有一 切啊,那時大家都開始追求這些了。我也非常希望通過努力改變自己及父母的生活,我是長女,對父母有一種責任,我有義務讓他們過得更好,所以我就在非常扭曲 的環境中,在扭曲的期待下,以扭曲的願望成長起來。

上高中時,大家的目標都是考大學,這是一個能上升的社會通道。因為上大學以後,人會實現一個理想吧,可能會有一個好工作,好工作就意味著名利雙收; 然後呢,將來可能會找一個相匹配的配偶,組成一個讓人羨慕的家庭;然後呢,你生了孩子以後呢,會因為你這樣一個父母,有能力,你會給他們安排一個很好的生 活,就是這樣啊,子子孫孫啊,無窮匱也。我覺得那時大家設想的生活大概都是這樣。

我從小可以說還是比較優秀的,學習成績非常好。我學習的動力,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想實現自己的價值,能改變父母的生活;另一方面,我生在這個世界 上,經歷這麼多,吃了這麼多的苦,我想知道為甚麼,我特別想了解這個世界是怎麼回事,人為甚麼活著?人為甚麼生活得這麼痛苦?我很想知道答案。

我考到了北京工商大學。上了大學以後接觸到西方的思潮,看得比較多的就是宗教方面的,冥冥中覺得,要能夠解答我這樣一個人生之謎呢,可能要從這方面 來尋找,中國傳統的文化啊,四書五經,佛教的,基督教等,都很喜歡看。週六週日的時候,我就跑到西四的缸瓦市教堂,有那種青年教會,唱聖歌啊,彈鋼琴啊, 手風琴啊,我非常喜歡那種宗教氣氛,覺得很神聖。那時候我跟我先生一起,默默地在那兒看著,心裡就會升起很神聖的感覺,覺得很好,覺得人生好像在淨化一 樣。到那些寺廟等地方,我心裡頭也會有這種感覺。

但當我一離開那個環境,一放下那個經書,回到現實中,就發現它跟我的生活是脫節的,它不能指導我的現實生活。釋迦牟尼那時候是避世修行,自己找一個 清淨的地方,後來都到寺廟裡去了,基督教也是有修道院那樣一個地方,也就是說,環境清淨才會使心裡清淨。我覺得在現代這樣一個社會,我是不可能出家的,也 不可能進修道院。

於是我感覺在宗教裡面是比較絕望的,我在裡面找不到答案。這個社會越來越功利,越來越利益化,人與人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同學之間啊,老師之間啊,親人之間啊,到底該怎樣去相處?很無能為力的。我一直不停地尋找,但是找不到答案。

大學畢業以後,我跟我先生到了河北的一小城市,工作、結婚。開始以為上了大學,前程似錦,生活展開笑臉呀。但這種工作和個人生活,似乎延續了我童年 時代的那種痛苦,我更加絕望了。當時的工作是在一個權力部門——稅務局。在這種機關工作,每天就是假大空那一套,假話、空話、套話啊,在虛偽當中生活,要 實現自己的價值和理想,基本上要靠雙重人格,但那種虛偽、勢利、溜鬚拍馬呀,我是非常不適應的。記得一次,稅務局來了客戶,我就站起來給這個客戶端了把椅 子,客戶走了以後,同事就有點責備我,覺得我不應該給他端椅子,應該把我們這種架子端起來。我覺得做這種工作,人會墮落的,因為你必須要壞,要喪失你那些 良好的品質,越壞越好。所以我挺痛苦的,非常空虛。一到大檢查,納稅戶就請吃飯,吃完飯以後就唱歌,跳舞,玩兒。玩兒的時候呢,也覺得還行,覺得很多東西 都忘了,在那兒盡情享樂吧。但是每次一回到家,把門一關,靠在門上,自己不由自主地就哭了。就覺得自己的人生沒有意義,我不喜歡這樣生活,但我又不知道該 怎樣生活,當我真正面對自己的良知,即使這種人上人的生活,也讓我感到自己沒有尊嚴,活得不像一個人!

「那時我從來都沒想到……」

為了改變生活環境,1995年我考取了中國傳媒大學的研究生。同年我開始修煉法輪功。如果不是修煉大法,我想我這一輩子都不知道我自己、我的祖輩、父輩生活為甚麼這麼痛苦,不知道怎樣才能從這痛苦中解脫出來,怎樣使自己的人生具有應有的意義和價值。

得法後,我時時以真、善、忍標準要求自己,做個好人,我想我有這麼高的理想,我一定是社會需要的人,至少在社會上應該處於一個不被歧視的地位,能夠有尊嚴有幸福,過得像一個人,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比較正常的社會。

那時我從來都沒想到,我會因為追求理想的精神境界,在這個社會,又處於那種被歧視被侮辱的境況,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梁波與丈夫薛孟春團聚在美國。(大紀元)

編後:

1999年法輪功在中國被政府鎮壓後,像無數的法輪功學員一樣,梁波被長期監控,多次被關押拘禁,後被判刑,被迫離開兩個幼小的孩子。在中國,當法 輪功學員被判刑,成為中共的「敵人」,有的家屬因為不堪忍受被牽連的迫害,很多選擇了與配偶離異,迫害造成的妻離子散比比皆是。

值得慶幸的是,梁波的丈夫薛孟春並沒有與她「決裂」,而是勇敢地站了出來,他放下了自己的工作,為了保護妻子的權利,他承受了方方面面的壓力,涉入了法律維權的領域,後來竟由此成為一名維權活動家。梁波在獄中拒絕認罪,堅持修煉,為此遭受過種種虐待。

當問及薛孟春是否也希望梁波認罪,從而避免懲戒時,薛孟春說:「儘管我不修煉,但我還是願意接受這樣一個她,因為從人格上,我希望她是一個堅守者,而不是一個搖擺者。」

附:梁波被迫害的經歷

1999年9月,梁波因堅持修煉法輪大法,被她所在的中央民族大學取消了班主任資格,隨後被禁止講課,不許晉升職稱,不安排工作,校方經常派人以「談話」、「做思想工作」為由騷擾,派保安24小時貼身跟蹤監控。有一次,一保安居然在大白天,趴在窗戶上向屋內窺視。

2003年,梁波被海南國安綁架後失蹤多日,家人憂心如焚,多次向學校詢問,校方明知內情卻拒不告知家屬。在被關押期間,梁波發現懷孕,校醫院、街道等一干人馬輪番上陣,軟硬兼施要求已懷孕四個多月的梁波引產,被本人和家屬嚴詞拒絕方才作罷。

2004年8月開始,民族大學停發了梁波的工資,取消她的一切福利待遇,但梁波沒有收到校方關於開除的正式文件。

2009年3月,中央民族大學強行收回梁波的住房。

2009年5月18日,梁波到學院查看校方聲稱將自己開除的正式文件,幾分鐘後,萬壽寺派出所派三名警察在校園內將她綁架,送到海淀看守所。梁波在 派出所和看守所絕食14天,其間遭到每天兩次的強制插管灌食,三次被送到999急救中心搶救,後生命垂危,才允許家人將她接回。

2010年5月,梁波被警察再次綁架,在北京海淀看守所,遭受了獄警犯人的非人折磨,導致胸腔軟骨斷裂出血,多次休克,一度失去行走能力。

2010年9月,梁波被非法判刑三年,在所謂的「公開庭審」中,其母親和丈夫都被驅逐出法庭。

2011年1月17日,梁波被下監到位於大興區的北京女子監獄,家裡留下了兩個的兒子,一個五歲,一個九歲。在四分監區,梁波始終都被單獨監控關押,期間遭受包夾獄警的侮辱虐待。

2013年11月6日,梁波高喊「法輪大法好」、「信仰無罪」等口號走出北京女子監獄。

2014年5月6日,梁波與兩個孩子及母親來到海外,現與丈夫薛孟春團聚在美國。

梁波帶著兩個孩子與丈夫薛孟春在美國團聚。(大紀元)

 

整理:佟秀    責任編輯:蘇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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