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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體黨文化】之八:習慣性的黨文化思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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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插圖)

【大紀元11月14日訊】目錄:

1.人人見面有戒心,語言中帶有斗的意識 
2.創作習慣性離不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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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文化的形成通常需要漫長的時間,但是,在短短幾十年裡,共產黨依靠超乎尋常的宣傳灌輸和觸及靈魂的血腥實踐把黨文化在中國建立起來了,其成熟的標誌就是黨文化的思維從被動接受最終演變成為人們的思維習慣。一旦習慣變成自然,黨文化成為人們生命的一部分,也就很難感覺是外在的灌輸,而相信是來源於自己的心靈深處。黨文化思維成為了我們民族的「本性」。有的民族喜歡思考,有的民族喜歡音樂,有的民族喜歡創新,各個民族的各種思維方式,可能千差萬別,但都是出自基本的人性。而我們被共產黨強加的「本性」卻非出自人性,而是黨性。黨文化變異了我們的民族,造成人與人交往見面有戒心,語言中充滿斗的意識;在文學、藝術創作上習慣性地離不開黨;在生活中對於不符合黨觀念的想法感到有危險;習慣性地講黨八股話;混淆黨與政府、黨與國家和黨與民族的概念,等等。

這種黨文化思維在全社會習慣成自然,形成了一股影響到思維、語言、行為等方方面面的「習慣勢力」。我們看到,即使共產黨的組織解體,但黨文化所形成的「習慣性思維」不能化解,那麼未來的中國仍會是一個沒有共產黨但卻帶有深重共產黨陰影的社會。如果我們的思維、話語以及行為中的黨文化「習慣」不能得以清理,它還將影響我們的是非判斷、信息分析與決策,我們仍然可能互相戒備、仍然會去掠奪自然戰天斗地、仍然會覺得國際上「反華勢力亡我之心不死」等等。這就好比一輛高速行駛的汽車,即使發動機熄火,它仍可以順著慣性滑行相當遠的距離。因此在本係列的最後一章,清理一下黨文化中的習慣性思維就顯得尤為必要。

1.人人見面有戒心,語言中帶有斗的意識

1)人人見面有戒心

中國人自古淳樸好客。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可是,在今天的中國,如果一個陌生人對你親切,你想到的可能是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揣摩他是不是圖謀不軌;看見有人帶著小孩尋求幫助,你也許會猜測那孩子是不是用來坑矇拐騙的「託兒」;人在路邊招呼你去幫個忙,你會警惕是不是附近藏著他的同夥,正等著傻瓜自投羅網。

相反,中國人到了西方,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人的友好。走在路上,不認識的人也會對你微笑,跟你打招呼;要是車子壞了,常常有人停下來問你要不要幫助;如果你有小孩在身邊,人們更是要踴躍伸手。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是古人心中的禮儀之邦。今天為何在文明禮儀的故鄉,反而不見了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而是「防人之心不可無」,充滿了戒心呢?這種戒心還不僅僅限於陌生人。上下級、鄰里、同事、甚至於親朋好友之間,也常常存在防範心理。酒桌上的觥籌交錯和「推心置腹」,掩不住背後看透世態炎涼後那顆自我保護的對他人的戒心。

可以說,今天的中國人心中都有一座警戒森嚴的城池。互相間的戒心成了一種習慣性的思維。正常社會的人並非完全沒有戒心,看到鬼鬼祟祟的人,有戒心是無可厚非的。而中國人目前的戒心並非來自對方傳遞的信息,戒心不是因為對方,而是看到人就自己產生戒心,上來就假定對方有不好的企圖。人人見面有戒心,時刻防備他人,這不是人的正常狀態。有人說中國人活得真累。確實如此。

(1)習慣性的戒心是黨文化造成的後果

人都單純過,相信過,真心付出過。但在那一幕幕潮起潮落的運動中,或者自己整過人,或者被人整過,或者今天整別人,明天又被別人整,或者看到別人整別人,或者看到別人被別人整,或者昨天挨人整,今天整他的人又挨他整……中共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一部人整人的鬥爭史。

中國民間代代相承,靠宗族自治維繫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中共的鬥爭哲學硬生生把這個關係撕裂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經濟、社會地位來劃分的階級(群體)對立關係。人們開始用敵視的目光審視周圍的人,用共產黨的暴力手段來對付不同意見的人。黨性、獸性、階級性代替了人性,專政代替了關愛,敵意代替了友善,警惕代替了信任。人們被隨時要求防範所謂「敵人」的「滲透」、「攻擊」和「反撲」,由此既擔負了防範「敵人」的義務,同時也產生了必須警惕「敵人」傷害自己切身利益的擔心。在不相信道德、不相信神明、不相信天理的社會裏,似乎只有用最大的惡意去揣測別人,去提防別人,才可能換來一點安全感。長期下來,這種敵視防範心理就成了人們潛意識裡的習慣性想法,戒備別人成了社會的常態。群體戒心可以說是傳統信仰和道德被摧毀以及中共灌輸階級鬥爭觀念的一種必然結果。

烘托整人鬧劇的是種種見不得人的卑劣手段——特務、告密、打小報告、檢舉、揭發、倒戈、兩面派、牆頭草、劃清界限、大「義」滅親、夫妻反目、父子相殘,鄰里成仇、師生相鬥、隔牆有耳等等。留心眼成為了人們求生的本能。 

(大紀元插圖)

如果說人整人造成的戒心還有絲絲裂縫的話,中共社會從上到下的謊言則把那些裂縫都堵上了。在心理學上發現,一個人如果在真心信任的時候遭到欺騙,會造成強烈的情感傷害。越是真誠過,傷害後會反彈越激烈,越會表現出強烈的戒心,甚至走向極端,對任何人都不信任。中國人當初曾經對中共盲信盲從過,但中共的種種出爾反爾,參與者的種種醜陋,受害者的殘酷磨難,給人們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心靈創傷。一次次的被騙被迫害,人們本能地形成了防備別人的心態。人們不敢再相信任何人,凡事先設想別人有問題,讓自己警惕起來,以求生存的安全。

戒心讓人不相信別人,懷疑一切。戒心成為習慣後,又會反過來自我強化。也就是說,「不相信」會造成更多更深的戒心。

《列子》中講了一個「疑鄰竊斧」的故事。有一個人丟了斧子,他懷疑是被鄰居的兒子偷去的。於是他仔細觀察鄰居的兒子,覺得他走路的樣子象偷了斧子,說話的樣子象偷了斧子,臉上的表情、動作舉止,沒有一樣不像偷了自己的斧子。後來直到這個人找到了自己的斧子,此時再看鄰居的兒子,覺得他走路、說話、表情等一點也不像偷了自己斧子的樣子。

中共給我們培養出一種習慣性的思維:首先人人都不可信,這世界上就沒有好人,然後再為這個預設的立場蒐集證據。此時我們就像那個丟了斧子的人一樣,看別人無論怎麼看都不能相信。黨文化是一種懷疑文化,「懷疑一切」被作為人們思維和交往的指導思想,提倡鼓勵人人相互戒備。馬克思在接受大女兒燕妮的採訪時的回答可以說是黨文化的三昧:「對幸福的理解——鬥爭;喜愛的顏色——紅色;喜愛的座右銘——懷疑一切。」 

党文化三昧(大紀元插圖)

鬥爭和謊言還只是表面上形成戒心的因素。往黨文化建立過程的深層次上挖掘,更能看到戒心是如何造成的。中共摧毀了傳統信仰,否定了傳統文化,灌輸鬥爭哲學,宣傳馬恩列斯毛偉大。在一切原有的信仰和中共的造神運動破滅後,帶給人的是什麼也不相信的心理創傷。這一切造成了今天人們抹不去的重重戒心。

(2)戒心的傳承

也許有的人認為自己沒有經歷過那些運動,現在也好像沒有跟以前一樣講階級鬥爭了。但事實上,造成人們習慣性戒心的社會機制仍然存在,每個社會成員都不可避免地受其影響。

在中共的喉舌媒體中,人們仍然可以隨時看到「清醒認識」、「嚴密防範」、「高度戒備」、「嚴厲打擊」、「反華勢力」、「亡我之心不死」、「克服麻痺大意思想」等等字眼,時時激發人們的鬥爭心態。

現在的父母也用自己經歷的政治運動的教訓,諄諄教導年輕一代隨時警惕小心,讓這種戒心思維代代「承傳」著。朋友之間也往往會忠告和提醒:「你對某某人要提防一點」,讓防備的記憶時時更新,戒心效應在生活中時時處處被放大。

中共所灌輸的互相檢舉、揭發打小報告的告密文化,到現在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更加精緻周密。孩子們從上小學幼兒園開始,就被鼓勵從告密行為中獲得好處。大學裡為了入黨和分配好工作,學生們用告密的方式向輔導員「要求進步」,搞好關係。工作單位裡在私下罵領導最兇的卻往往是領導安插來讓手下放鬆警惕、敞開心扉說實話的探子。

中共的黨組織無處不在,無所不管。從報章雜誌到互聯網,從學習、工作到生活,處處控制、操縱著社會。人們的一舉一動都在其監視之下。中共對六四的鎮壓、對上訪人士的抓捕、對異議人士的打壓、對信仰團體的迫害,說明中共的階級鬥爭思想仍然無時不在地運作著。尤其是對法輪功鎮壓中採用的舖天蓋地的大批判,全民動員、人人過關、人人表態,與文革有什麼兩樣呢?

中共權力系統謊言和腐敗的示範效應,大大加劇了社會道德水準的整體下滑,而這種全社會的道德下滑又更促使人們使用戒心思維。這種人人互相戒備的黨文化深深滲入到老百姓的心裡,反映在思維和行為上,就是時時防範著別人,時時揣測著別人的「居心」,時時擔心被別人「利用」。一位華人經理幾年前到中國考察,回來後感慨地說:「中國社會已經變得極為複雜,人們沒有信用和道德,對於任何人而言,什麼事情都不可以相信,人與人之間充滿了爾虞我詐,政府不相信人民,人民也不相信政府,法律得不到執行。」這樣的社會狀態,對這個國家來說會是好事嗎?

一個習慣形成的過程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是被外力強加的不自願階段,第二是不斷強化而形成條件反射的自覺階段,第三是充分內化的本能式習慣性反應階段。中國人的整體戒心最早是被中共強行灌輸和煽動的,然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強化,到今天,人們的戒心已經充分本能化、自動化,不需要監督,也不需要意志努力,而是自然而然的習慣性思維狀態了。

(3)戒心生惡果

人人見面有戒心的黨文化思維使中國人活得極其沉重。戒心可能會使人得到暫時的自保甚至好處,但是長遠來看,本來可以坦誠相處、相互信任、過得輕輕鬆鬆的生活就變得高度戒備、提心吊膽、事事防備。人人見面有戒心造成人人為近敵,連自己身邊最親近的人都不敢完全相信依靠。長此以往,生活質量大大下降,生活中難以享受信任和輕鬆帶來的快樂,精神病症和其他心理疾病的比例大大增高。據精神病學專家估算,中國目前至少有一億人患有各類精神障礙疾病。 

(大紀元插圖)

在戰場上保持警覺是正常的,但在日常中時刻情緒緊繃,防衛別人,這就不是正常人的生活了。「人人見面有戒心」的情況並不存在於正常社會。在許多國家,整個社會鼓勵言而有信的品德,人與人之間無須相互琢磨,不用費勁去打聽別人的德行,人際關係非常簡單,做人要輕鬆得多,每個人都可以從中享受很大的好處。

戒心思維也使中國人之間合作難、矛盾多。對整個社會而言,這樣的戒心成本恐怕難以計算。

戒心讓人們什麼也不相信,當然也就不會相信中共體制外的一切,連事情本來的面目也不相信了。當中共扭曲掩蓋的事實真相被揭露與還原時,人們會持懷疑、不相信的態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讓中共的造假宣傳、操控和欺騙民意得逞。

戒備心理對中國的國際關係也構成了障礙。中共煽動的戒心和仇外心理,不僅使別國難以產生信任感,也無法使自己真正走入世界舞台。帶著這樣一種有色眼鏡,把別人都看成「反華勢力」,如何去正確解讀別人的信息,如何與世界各國合作呢?

人們可能覺得,我不防備別人,不自我保護,別人不把我當傻子欺負嗎?的確,誰願意甘當第一個放棄戒心的人呢?有人用踮腳尖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大家都踮著腳尖看戲,都很累,如果大家一起放下腳尖來,都會變得輕鬆而且能更好地看戲。可是,誰也不相信誰,我放下腳尖了,別人不放,就我看不到,這不虧大了嗎?

從黨文化中去尋找答案,是不可能的,因為「人人見面有戒心」的狀態就是黨文化造成的。只有解體中共,才能清除造成戒心的大環境。人們免於來自共產黨的打擊和迫害之後,才能有信仰自由,才能逐漸恢復仁義禮智信等等中國傳統觀念。這樣自然就會有人願意選擇放下腳尖,他們善待他人、誠實守信的行為又能帶動整個社會道德的提升,從而回歸正常社會狀態。

2)語言中帶有斗的意識

2001年,中國大陸一位語言學家在年輕人中做過一個流行語調查,在前十名流行語中,「噁心」、「白癡」、「變態」等具有強烈攻擊性的詞語赫然位列其中,高居第二位的竟是「去死吧」。

爭鬥性的語言不僅存在於青少年亞文化當中。如今中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瀰漫著這種語言。比如,文化衫上寫「別惹我,煩著呢」;歌詞鼓動「該出手時就出手」;書名叫「中國可以說不」;幾萬球迷在足球場上有節奏地齊聲高罵:「傻×」;「你有病啊?!」「你吃錯藥了?!」「你大腦進水了?!」之類的話更是到處都可以聽到。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親身遇到過這樣的事情:談論問題不是就事論事,而是打擊別人,把別人不好的地方挑出來講,把事情搞黃。話中含刺,語言尖銳刻薄,富有攻擊性,不顧及別人的感受。遇事不是心平氣和講道理,而是先爭一口氣,對別人的不同觀點有時想都不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反對一通才覺得過癮。這種在語言中不知不覺流露出來的斗的意識,在生活中處處可見。

在公共場所購票,在那排著隊,可能不知哪個時候突然上來一些插隊的人。如果你說,「請你排一下隊」。很可能別人會狠狠瞪你一眼,冷不丁來一句:「關你屁事!神經病!」在大街上走路,不小心碰到別人,剛想要道歉,一句高分貝的話已經過來了:「沒長眼睛啊?」看兩人鬧矛盾的時候,旁邊的人有時不但不解勸,反倒火上澆油:「跟他干!」朋友之間開玩笑都會說:「待會搞死你!」

家長教育孩子,語言更是生冷不忌,夾槍帶棒。「早就告訴你,放學第一件事就是寫作業。現在好了吧,作業寫不完,看老師明天不收拾你!」「你看看人家×××,每次都比你強。」「哭!就知道哭!哭也沒人幫你!」「讓你不聽話,等你考完試咱們算總帳!」「你等著,看我不揍你!」「小兔崽子,治不了別人我還治不了你!」

台灣朋友發現,中國大陸人說話,往往習慣於用反問句,而且語氣很沖。「怎麼連這都不知道?」「你自己不會看哪?!」「沒看我正忙著嗎?!」「誰說的?!」「我不是跟你說了嗎?!」「早幹什麼去了?!」「哪有你這樣的?!」這種說話方式帶有強烈的火藥味和責備別人的意味,暗示對方「笨」、「不正常」,並且因為使用了反詰句而語氣更強。

爭鬥性的語言普及到這種地步,以至於一些大眾文藝形式都以語言攻訐為重要內容。近年來流行的很多小品的主要內容就是男女演員的互相攻擊、擠兌,侃爺、貧嘴成為小說、電影、電視劇裡受青睞的角色,很多作家把尖刻當成深刻,網絡論壇更是刻毒語言的天下。農民、窮人、殘疾人、相貌醜的人、教育程度低的人,等等,都成為人們攻擊挖苦的對象。

在這種比賽刻薄的社會氣氛下,中國大陸風靡一時的「超級女聲」評委對年輕的女選手說出這樣的話:「跑調了!你真不知道你跑調了嗎?」「你連基本的音樂素質都不具備!」「把民歌都給糟蹋了。」「你唱歌和你說話一樣做作。」「好好學習,前途無量;要想唱歌,死路一條。」「別嚇著後面的選手了。」「別人唱歌是偶爾跑調,你唱歌是偶爾不跑調!」「花錢學聲樂在你有些浪費。」「你年紀不大,卻好像怨婦一樣!」這種話直接打擊人的自尊心,對人沒有起碼的尊重,卻堂而皇之地在電視上對幾億觀眾播出,而人們習以為常,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妥,甚至對此津津樂道。

中國人的這種爭鬥意識不光表現在爭鬥性的語言上。在一般的語言裡,也充斥著斗的意識。人們討論問題的時候,往往不是以建設性的態度、從共同把事情做好的基點出發正面立論,而是反面立論,這不對、那不行,反正別人沒有自己聰明,就算本人對該怎麼做一樣沒譜兒,也要表現自己的「高屋建瓴」、「深謀遠慮」,顯得比別人強。

老一輩中國人受到黨文化的長期浸泡,年輕人從小就在這個環境中長大,大家都以為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是這麼說話的,並不覺得這麼說話有什麼不對、有什麼不好。其實,中國古人講究溫文爾雅的禮教和溫柔敦厚的詩教,信奉的是「仁義禮智信」的做人準則,講究的是「溫良恭儉讓」的處事態度,說話的態度和方式與今天的人大相逕庭。在西方國家,人們的語言和行為受宗教、道德、法律和職業倫理的強有力的約束,爭鬥性的語言被限制在法庭、候選人辯論等有限的場合,在日常生活中,人們說話謙恭禮讓,整個社會處在很和順的狀態。全民人人語言中都帶有斗的意識,而且是強烈的斗的意識,這種現象是中共黨文化的獨特產物。

(1)語言中爭鬥意識的成因

與「人人見面有戒心」一樣,「語言中帶有斗的意識」也是中共的鬥爭哲學和鬥爭實踐的產物。在中共眼裡,暴力是一種值得肯定的品格。中共的鬥爭哲學,通過教科書、影視作品、文藝節目、歌曲、小人書等等,潛移默化地進入一代代中國人的頭腦和心靈中。人的行為是由思想決定的,如果思想中被灌輸的都是暴力、仇恨的東西,人的語言和行動所反映出來的也必然是暴力和仇恨。所以,中國人語言中的爭鬥意識,是中共的暴力哲學、暴力文化和暴力實踐在中國人內心形成的本能反應。在近幾十年的生活和教育中,不管是思想上還是行動中,人們受到了太多鬥爭的熏陶,其後遺症是不言而喻的。

在那七、八年來一次的政治運動中,處處充斥著暴力語言。在中共的媒體上,人們最常看到是「批判」、「鬥爭」、「打倒」、「砸爛」、「橫掃」、「牛鬼蛇神」等等攻擊性極強的語言。這種暴力語言在報紙的社論、評論、批判文章中尤為多見。譬如什麼「斬斷×××的魔爪」,「誰敢反對社會主義我們就砸爛他的脊骨」,「××決沒有好下場」,「油炸、火燒、剝皮抽筋」,「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都是那種充滿暴力、威脅、恫嚇、火藥味的詞彙。這種暴力語言充分適應了專權者恫嚇大眾、製造恐懼、培養順民的需要,充斥媒體、文件、教科書、文藝作品,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人的話語方式。

在中共發動的殘酷的政治鬥爭中,人們爭鬥的惡習被充分調動起來。那些最惡毒、最不擇手段攻擊別人、誣蔑陷害別人的人,最善於給他人羅織罪名、上綱上線、在背後潑髒水的人,經常得到領導和「組織」的重用,飛黃騰達;而那些被誣蔑、被攻擊而卻無法辯解的人則往往結局悲慘。為了避免這種被動挨整的境地,人們努力打造自己的語言本領,讓自己變得伶牙俐齒,隨時可以迅速反擊別人。到了今天,無理爭三分,誰嗓門大就是本事,已經成了人們潛意識的本能反應。

語言中的爭鬥意識反映了黨文化中人的深刻不安全感。在正常的人類社會中,人們信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古訓,對別人不使壞心,也不用時刻提防別人,心裡篤定踏實,更不用在語言上跟別人爭鬥。而黨文化造成了人時刻擔心自己挨欺負、吃虧,因此要通過在實際上或者言語上勝過別人來給自己贏得安全感。中共宣傳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弱勢者只能處在食物鏈的低端被別的動物捕食,而處於食物鏈高端的強者才最有安全感。這種思想將原本和諧的人際關係變成鬥爭關係,在鬥爭中是否獲勝成為人自我評估安全感的重要指標。於是在今天的生活中,人們把說得過別人當作自己反應敏捷,聰明才智勝過對方的表現,覺得自己高人一等,比別人強,過後心裡沾沾自喜。

(2)斗的意識一脈相承

或許很多人以為鬥爭的歷史已經過去。但是,人的思維方式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另一方面,語言系統有穩定性的特點。形成了的話語系統會通過年輕一代的語言習得而成為他們的話語習慣。換句話說,小孩學說話的過程,就是學習一種話語方式的過程,同時也是學習一種思維方式的過程。家長、老師和全社會在長期政治鬥爭中形成的鬥爭心態,會以另外一種變體在年輕一代身上呈現出來。現在的孩子小小年紀就斗富比闊、瞧不起窮人、嫉妒心強,都是一種爭鬥心的表現。我們深入思考就會發現,「語言中帶有斗的意識」在中共統治的幾十年曆史中是一脈相承的。

我們可以把爭鬥語言大致分成如下幾類:

恃強凌弱型:

例一:「無怪乎,最近出現了左派、右派齊喊造反的怪現象。老實告訴你們,珍珠不容魚目來混雜。我們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造反!你們膽敢造反,我們就立即鎮壓!這就是我們的邏輯。反正國家機器在我們手裡。」(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大字報,1966年)

例二:「我是公務員,打他又怎樣,打傷了給他十萬,打死了給他二十萬。」(2004年重慶萬州發生數萬人的大規模衝突事件,起因是一個自稱「公務員」的人毆打一個不小心用扁擔碰到他妻子的民工。這句話是引發衝突的重要導火索。)

例三:「誰讓你不幸生在中國了?」(2005年底何祚庥接受媒體採訪,談到中國礦難頻發的問題時說的話。)

其他例子包括「把台灣炸為焦土」等等。這類話反映了典型的恃強凌弱心態。

妒火中燒型:

例如:「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將得到的是整個世界。」(《共產黨宣言》。這句話反映了典型的流氓無產者心態:把世界鬧得天翻地覆,「無產者」才能渾水摸魚,一夜暴富。)

更多例子:「有什麼了不起的?!」(意思是沒什麼了不起的)「多新鮮哪?!」(毫不新鮮)「誰家過年不吃頓餃子?」(別人遇到好事或者取得成績,只相當於過年改善生活,稀鬆平常,沒什麼值得羨慕的)「就你行!」(意思是「沒什麼好顯擺的」,「其實我比你更行」。)

針鋒相對型:

例如:「你不打他就不倒」;「東風吹,戰鼓擂,這個世界上究竟誰怕誰?」「我跟丫死磕!」「跟我鬥?沒你好果子吃!」等等。

自貶貶人型(惡者反守為攻):

使用這種話語策略的人,先把自己(或者所有人)說得一錢不值,然而開始放手打擊對方,而不擔心對方反擊。這種策略的微妙之處在於,說話者佔據了道德至低點,反而相當於佔據了話語權的制高點。

例如,有人用普世的道德準則來批評中共時,中共往往辯解說,「在階級社會中,道德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其潛台詞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道德、人權、宗教信仰、新聞自由都是『虛偽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既然都是虛偽的,那就別怪中共所謂『社會主義道德』、『有中國特色的新聞自由』為共產黨統治服務了。」

又如「我是流氓我怕誰?」等。

損人不利己型:

共產黨的鬥爭哲學發展到登峰造極地步之後,產生了一種「魚死網破」、「同歸於盡」的病態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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