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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體黨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後人們的表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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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報消息】

目錄:

1.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用惡黨教會的語言說話

# 今天誰還能控制人們的思想嗎?
# 從被動灌輸到主動思考後自律——罵著擁護共產黨
# 今天嘲笑昨天用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的人,明天又會一樣嘲笑自己的今天
# 對中共的期望悖論:期望等於沒有希望
# 一些典型例子
1)經濟表面繁榮帶來的視覺衝擊:“把經濟搞上去再說”
2)“穩定壓倒一切”
3)“別人也一樣”
4)“說我沒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
5)“對共產黨要一分為二”
6)“溫飽權高於人權”

2.不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計後果,什麼壞事都敢做

漠視生命 肆意殺人
戰天鬥地 破壞自然
性泛濫造成社會危機
黃賭毒產業化 官方成保護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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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未來回首今天的人類歷史,人們會真實地看到共產邪靈肆虐中華大地的那一幕幕觸目驚心、喧囂鬧騰和血雨腥風。在短短幾十年裏,在神州的土地上,共產黨以一次一次的殺頭,一輪一輪的批判,一波一波的灌輸,構建起了一個同我們的傳統格格不入的“黨文化”部落。在這個部落裏,共產黨宣傳無神論,宣傳唯物論,否定傳統的神傳文化,宣傳馬恩列毛的偉大,從而系統的替代傳統文化;在這個部落裏,共產黨批判儒釋道,批判傳統觀念,灌輸鬥爭思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邪說,為其政治目的而灌輸進化論與現代科學,從而進行系統的思想改造;在這個部落裏,共產黨更是利用無所不在的灌輸手段,從宣傳機器到教科書,從犬儒文人到各種文藝形式,徹底把人洗腦了。嗚呼!血染神州,山河色變。五千年神傳文化之根被切斷了,人們不再認華夏始祖,而是甘做馬列子孫,在短短的時間內,共產黨真的把人們的思想徹底改造了。

有一個笑話說大學考試題目是“請談談對世界一些國家糧食短缺的個人看法”,結果美國的考生不知道什麼叫 “短缺”,北韓的考生不知道什麼叫“糧食”,而中國的考生不知道什麼叫“個人看法”。這個笑話反映出我們中國民眾在中共幾十年的宣傳和高壓以及運動實踐中,“個人思想”成了稀有物。

思想控制著人的語言、人的行為和人的再思想。被改造思想後人們的表現當然就同原來的本性大相逕庭了——人們習慣於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用惡黨教會的語言說話;不信神,做什麼事都不計後果,什麼壞事都敢做;天不怕地不怕,滿嘴髒話,行為低下;目前的中國人,去掉黨文化,都已經不會講正常人的話,不會用正常人的思維了。

有人想,這是不是說得太過分了?至少,共產黨自己都在嘲笑過去,現在同過去應該是有很大的不同了吧?

1979 年是個分水嶺。談論起前三十年的歷史,人們會覺得那時真是荒唐可笑,說起現在,覺得已經很正常了。是的,人們不再相信共產主義了,人們不再講“磨一手老繭,滾一身泥巴”了,人們甚至也高喊要恢復“傳統文化”了……但是,黨文化本身並沒有改變,而是更臻成熟。黨文化的理論體系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和鬥爭哲學,依然是中共的基石和被思想改造後人們的“科學共識”,黨文化依賴的灌輸手段依然沒有收斂,隨著電視的推廣,變得更加容易用“聲情並茂”來改造人們的思想,而面對互聯網的普及,中共比任何時候都更熱衷於封網、過濾和監控。中共的所謂恢復“傳統文化”,是在抽掉傳統文化的內涵之後,今天又按照黨文化的無神論、唯物論等思維模式來盜用傳統,完全是為了現在人們追逐經濟利益和國際認同這個根本目的來恢復的,這恢復的當然不是我們真正的傳統文化,相反,這是繼第一次對傳統文化的神韻施行閹割之後,對傳統文化的表面內容進行的第二次閹割。

所以,無論過去,還是現在,被改造思想後的人們都有著同樣的表現。

1、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用惡黨教會的語言說話

雖然替代傳統文化和改造人們思想是中共幾十年以一貫之的政策,但是,中共在不同時期的思想和語言卻是變化無常的。從“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到不得不“摸著石頭過河”,從“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到“不管白貓黑貓”,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呀,就是好”到“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從 “越窮越光榮”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笑貧不笑娼”,從歌頌“張鐵生交白卷”到現在學術界為求名利而大行其道的“學術腐敗”,從昔日的“禁欲主義” 到今天的“縱欲主義”……中共政策之出爾反爾,真可謂令人眼花繚亂。

但是,人們的思想被黨文化改造之後的表現就是,不管黨的思想怎麼變,人們總是盲目地跟著變,總是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用惡黨教會的語言說話,從而總是維護著惡黨的統治。

在那“一句頂一萬句”的時代,說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人們是相信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人民公社好”,“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鬥私批修”,“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抓革命,促生產”,“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那時就一個聲音,人們覺得當然就只會跟隨惡黨的思想和語言來思考來說話。

現在信息傳遞這麼快,這麼多,言論也比起過去不知寬鬆了多少,老百姓都敢罵幾聲共產黨了,人們都在做獨立思考狀,怎麼能說還是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呢?

今天誰還能控制人們的思想嗎?

那麼我們看看今天的人們都在想什麼:“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中國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亂”,“不要揪住共產黨的過去不放,要一切向前看”,“給共產黨時間,民主自由早晚會到來”,“人權就是溫飽權,飯還吃不飽,講什麼人權”,“什麼宗教信仰,哪有神,要破除迷信,崇尚科學”,“壞事都是個別人的素質問題,黨本身是好的”,“國家這麼大,換誰不一樣?”,“誰反對共產黨,那就是搞政治,就是被人利用”,“胳膊擰不過大腿,鬧什麼鬧?”,“穩定壓倒一切”,“把經濟搞上去再說”……等等,人們普遍認為這些觀點是自己獨立理性的思考,而非來自中共的片面灌輸。

人們真的是在做獨立理性的思考嗎?其實不然。大家想想,上面那些觀點,一個不落的都是共產黨為維持統治而宣傳灌輸、處心積慮地要讓人們去接受的東西。只不過“造反有理”變成了 “(黨的)穩定壓倒一切”。可以說,在人們認為已經擺脫了盲目崇拜,並覺得對共產黨的思想控制有了免疫力的時候,黨文化正牢牢地掌握著人們的思維模式,只是在前三十年,人們的思想更多地是被黨直接灌輸所致,而今天的人們經過多年的折騰後,不再“盲目”,覺得自己能“獨立”、“理性”地思考了。

從被動灌輸到主動思考後自律——罵著擁護共產黨

不幸的是,在這個思考過程中,思考的理論體系仍然是共產黨給予的,思考的信息來源仍然是共產黨控制的,所謂的“獨立”不過是在黨文化框框中的“獨立”,所謂的“理性”也不過是在黨文化理論體系中的“理性”,很顯然,這樣思考後得出的結果當然就是共產黨所期望得的結果。

為什麼人們“獨立”地思考獨立不起來呢?有下面幾個因素。

1)“獨立思考”中的黨媽媽情結

“黨就是一切、黨就是母親”,“命是黨給的”,“飯是黨給的”,這種“母子情”數十年來早已深入人心。雖然現在不像過去那樣露骨的高唱“黨啊,親愛的媽媽”,但是,黨無處不在、至高無上的威權,對人們衣食飯缽的控制,依然讓人覺得“國家就是黨的”,“飯碗是黨給的”,“共產黨是中華民族的唯一選擇”,把黨、國家、民族等概念混在一起,整個生活環境似乎都是黨建造、賜予、維持的。這成為了人們思考中國問題的一個底線,就是不能越過共產黨,想像不出沒有黨的日子該怎麼過了。外界的人很難理解這種心態,孩子大了,不就遠走高飛了嗎?可是,黨文化的封閉式高壓式環境是讓人可以老,思想卻長不大,那孩子能離開母親嗎?

2)“獨立思考”的理論基礎

人們思考問題的理論基礎仍然是無神論、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進化論、鬥爭哲學和所謂的科學社會主義,讓人不相信在黨之外還有“神和天”的存在。人們思考所依賴的基本詞匯或者話語系統,仍然被賦予了黨文化的含義,都是中共教會的語言,這就使得人們只能在黨文化中打轉轉,人們甚至對於超越了“沒有了共產黨”這個底線的思維方式感到莫名的恐懼。同時,政治運動依然不斷,比如,最近二十幾年的反自由化、鎮壓“六四”和迫害法輪功,每一場這種全國性的政治運動,都是對黨文化理論的又一次全面地強化復習。

3)“信息不完整”影響思考過程

人們思考問題的信息來源仍然受到共產黨的嚴密控制,就連負面消息都是在黨的精心操控下,有效地轉化為維護黨天下的素材。俗話說“兼聽則明”,一個人得到兩個相反的觀點,並且認為都有道理的話,他就必須開始自己真正的獨立的理性的思考來做取舍。而中共的一言堂和信息封鎖、過濾造成“信息嚴重不完整”,實際上切斷了人們做出正確判斷的必要條件。再聰明的大腦,再有獨立思考的願望,也逃不出“無米之炊”的尷尬,這樣的思考也就談不上是真正“獨立理性”的思考。

4)“強權論”讓人的思考不了了之

“共產黨是強權,黨是殘酷的,跟黨作對絕沒有好下場。”這是人們從幾十年的運動中得到的共識。就算是痛恨共產黨的人,也因為畏懼強權政治,使得在思考的心理上很難越過共產黨,覺得“你能把共產黨怎麼樣?”,從而反過來以看破中共紅塵的心態去附和中共,也跟著感慨“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人們普遍認為的言論寬鬆的象徵——在私底下可以罵共產黨了——其實,都是在黨文化裏罵,在罵中來理解黨,最終維護現狀,變相地擁護共產黨。

影響人們獨立思考的因素還很多。這種經過“思考”後仍然跟黨一致的現象,比過去的直接灌輸更有危害性。一旦認為那些想法是自己的獨立“思想”,就會更加相信那些觀點,客觀上造成更主動跟黨一致,自然更便於中共來統治人民。如果說過去是一個被動地被塑造的過程,那麼今天就是黨文化發酵成熟和人們主動自律的過程。人們從過去的強行灌輸到今天的主動自律、配合理解黨的政策,“罵著擁護共產黨”,正是共產黨長期改造人民思想的典型結果。

今天嘲笑昨天用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的人,明天又會一樣嘲笑自己的今天

一個很具諷刺的現象就是,如果把中共的歷史分成一個個時代,人們總是站在“現在”的時間點,對黨的政策給以擁護,而對“過去”的時間點上的很多事情,給以嘲笑,覺得那時怎麼那麼荒唐。如果把時間的坐標往過去移動,會發現那個站在今天嘲笑昨天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的人,站在昨天的位置又是覺得一切都很正常,照樣擁護那時黨的政策,很可能還在那裏嘲笑前天的行為。今天認為共產黨可以迫害法輪功的人,倒退三十前,他一樣覺得共產黨應該發動文化大革命,再往前,他一樣覺得大躍進是如何英明正確。

說起“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人們都會嘲笑那時的荒唐。其實,今天的人們一樣在用這種邏輯思考問題,只是表現形式不同,自己覺察不到而已。

在連續幾年取得農業發展之後,《人民日報》1958年8月27日發表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一文,這是中共中央辦公廳派赴山東壽張縣了解情況的人寫回來的信。文章為了說明畝產萬斤“一點也不神秘”,有聲有色地描述道,只要足水足肥加深耕加密植,“畝產萬斤就成一個現實的事物了。”更有科學家出來根據植物對太陽光能的利用,論證畝產潛力可高達5.85萬斤。如今回首當時的言論和行為,都覺得不可思議。

今天,中共的跛足改革使經濟有了一些發展,於是在中共的宣傳和灌輸之下,人們對於中國的未來有了個直線外推的思考模式:現在製造玩具出口,將來就能製造飛機出口;現在是貧富差距,將來是共同富裕;現在有腐敗、社會不公、教育和醫療福利等各種問題,將來都會解決;現在環境被污染,將來自然會被治理;現在能源不夠,將來一定會有;現在是群體抗爭不斷,猶如火山要爆發,將來一定會成為“和諧社會”;現在人們的道德日益敗壞,將來一定會高尚起來;現在是經濟發展,將來一定會有民主自由的制度發展……“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中國將在本世紀成為雄霸世界的超級大國”——其實,這就是新時代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翻版。

在那個年代,“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造成了“共產風”、“浮誇風”和“瞎指揮風”,把大躍進變成了大後退,人民公社會變成了人民空社。今天這種思想的危害絕不亞於當初,而且由於更隱蔽,人們不容易覺察,更重要的是,當初的思想是被灌輸的,而今天人們的這種思想卻是自己“思考”出來的,危害也就更甚。

其實,“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句話本身很“唯心主義”,不過是表達一種氣魄和決心。但是,一旦普通的哲學內涵被灌進了黨文化,就變得極具毀滅性了。在極端唯物主義看來,這不再是表達決心,而是要變成實實在在的物件,要的就是畝產指標,層層誇大的指標,是畝產萬斤的高產衛星。不信神的共產黨,追求的是 “敢叫日月換新天”的大無畏精神,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一種莫名的東西沖昏了人們的頭。黨文化扭曲人性之甚,可見一斑。

昔日“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號角鼓動人們不顧客觀規律和現實,要畝產萬斤,畝產十萬斤。今天“全面崛起”的鼓噪同樣激勵著人們面對中國的危機熟視無睹,盲目相信中共。二十幾年來的跛足改革帶給中國巨大的危機,但人們不去監督中共,不去批評中共,不去反思中共,不去解體中共,而是不作為,甚至反對別人作為,盲目地把一切期望都寄托在造成這一危機的中共身上,期望中共有意願解決,期望中共有能力解決,認認真真地重新演繹著二十一世紀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人有多大的期望,中共就能有多大的希望”。

對中共的期望悖論:期望等於沒有希望

中共歷史上幾次重大政策的調整,都是因為來自黨內黨外的巨大壓力,感受到了“亡黨”的危機才不得已開始了改革。也就是說,只有給中共壓力,中共才會改良。光是有期望而不反思中共的歷史,不揭露中共現在的惡行,放任中共,附和中共,縱容中共,中共就不會改良。於是,期望等於沒有希望。

可以這麼說,在人們盲目的“期望”中,所謂給中共三十年時間的幻想中,社會危機可能已經把中國破壞好幾個來回了。

更重要的是,“改良”對今天的中共來說,已經太奢侈了,因為中共積累的原罪使它根本不願、不敢、不會改良了。維護統治地位成為中共保住集團和個人利益的一切底線,在中國警察網上有一句醒目的口號,就是“維護黨的執政地位”,如此明目張膽地把警察當作黨的家奴,可見共產黨是鐵了心地“不會從良”,而人們的盲目期望更是給中共增加不願順應歷史潮流的能量。很顯然,今天的中共已經成為理性討論和解決中國問題的基本障礙,只有把中共解體掉,讓中國人民沒有後顧之憂地來發揮一切聰明才智,自由討論國家的方向和前途,民族才真正有期望。

下面我們舉一些典型例子來說明今天的人們是如何用惡黨的思想和惡黨教會的語言來思考問題的。現在人們對共產黨的一個最大情結就是這二十幾年的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在這種衝擊之下,人們對如何認識共產黨,共產黨變沒變,有沒有希望等都變得非常困惑了。

1)經濟表面繁榮帶來的視覺衝擊:“把經濟搞上去再說”

視覺和感官對人的衝擊是巨大的。被共產黨整怕了、弄窮怕了的中國民眾,在生活有了一些改善之後,就很容易滿足了。再經過中共一年復一年的“好日子”、“盛世大聯歡”的宣傳,好像又鬧起“趕英超美”,把人們整得飄飄然了,中共乘機渾水摸魚,用經濟的發展來為其執政合法性尋找依據。其實,經濟發展同中共毫無關係,功勞屬於勤勞的中國人民。有人說,只要有外商投資,只要有智慧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只要有吃苦耐勞的工人和忍辱負重的農民,就是放到非洲小國,也能在二十幾年堆出一個繁榮的物質世界。

但是,這樣的跛足發展符合民族的長遠利益嗎?發展的順序問題,什麼先,什麼後,相互依賴關係等等,是現代管理中最基本的問題之一。

看看在中國表面繁華的後面是怎樣一幅景象。政治改革的停滯,經濟體制的畸形,社會的不公,官場的腐敗,貧富的差別,道德的墮落,環境的破壞,資源的短缺,對人權、信仰和宗教團體的嚴厲壓制,對民主自由的敵視,對言論和媒體自由的根本鉗制,銀行壞帳,金融危機,黑社會,娼妓,占大多數人口的弱勢群體沒有聲音等等,以及盤根錯節的社會矛盾,風起雲湧的民間維權和快速增長的群體性抗爭(2005年達8萬多起),等等,更別提天有不測風雲的大自然的懲罰和報復。在表面繁榮之下的中共政權,猶如坐在火山口上一樣。所謂的經濟高速增長實際上是以破壞環境和浪費能源為代價的,如果算上環境代價,中國這些年的實際GDP是負增長。

對於中共急功近利的經濟畸形發展帶來的潛在危機和可能的民族災難,人們不願去想,不願去面對。一是屈服於中共的強權,覺得想也沒用,還自找麻煩,二是覺得現在生活總是好了些,哪管這種發展能不能持續,只顧“悶聲發大財”。而那些只為賺錢的外商和政客們,看到的只是想要如何從這世界上最後一塊市場大餅中分得一杯羹。雖然外界認為經濟的發展會給中國帶來民主和自由,這二十幾年的事實證明外商不但沒能把民主和自由帶進中國,反而成為中共腐敗食物鏈中的添加劑。

有學者把中國分成三個世界,第一世界住在別墅裏享受著別有洞天,第二世界在為住房、醫療和子女教育而不敢消費,第三世界正在溫飽線上苦苦掙扎。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撰寫的《中國現代化報告2005》一書,認為中國經濟落後美國100年,如果維持 9%左右的經濟成長率100年,才能進入世界前10名。維持9%左右的經濟成長率100年,可能嗎?有人評論到,下一個世紀遠遠不是“中國的世紀”。但在大城市櫥窗式的繁榮之下,一個真正的中國被掩蓋起來了。經濟表面繁榮帶來的視覺衝擊,一“俊”遮百醜,幫助中共披上了一層迷惑人的面紗。短期利益和盲目展望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抑制了人們對現實的全面認識,“不識廬山真面目”,更談不上對共產黨的歷史反思和理性思考。

我們都知道做詩的功夫在詩外。同樣,要把經濟真正搞上去,就要首先解決信仰、道德、法律、言論自由、媒體監督等一系列非經濟因素。這些問題不解決,經濟也就不可能“搞上去”。 “把經濟搞上去再說”只是共產黨拖延體制改革的藉口而已,但現在人們竟然毫無察覺,還以為是真理。其實就是陷入了黨文化思維,按照中共的思想思考問題。中國人民現在有很多自由,但都集中在私生活、體育和娛樂上面,其他方面依然是禁區。其他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人民是積極參與政治和制度的改良,爭取自己的各種權利,而中國人民現在不是這樣,對於那些敢於要求權利反中共迫害的民眾,許多人不但不理解,還反對別人去爭取權利,他們願意把一切都交給共產黨,幻想共產黨的自動改良和恩賜。

2003年中國大陸出現了一部引發廣泛爭議的電視劇,它就是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後遭禁播。該劇真實地揭示了清王朝改革開放必然失敗的命運,這一點對中共來講具有刺激性。清王朝在改革開放之前是沒有電燈、電報、電話的,也沒有火車和汽車。短短的幾十年,上海灘成了世界四大明珠之一,成了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它的三大條馬路上的一棟棟花園洋房,它的浦江岸邊的一棟棟的高樓大廈,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早期櫥窗。可是這個成就它挽救了清王朝滅亡的命運嗎?沒有。1905年孫中山先生說:單單是引進鐵路、火車、電話、電報這樣一些西方的物質文明措施,卻不進行政治改革,只能為國內的貪污腐敗敲詐勒索,打開更加廣闊的門路。

其實,今天的人們也不是不懂得要各方面協調發展的基本常識,都知道越往後,修正的成本越高。關鍵就是在黨文化的氛圍之中,屈從中共的淫威,迎合中共的利益,覺得發展經濟至少對眼前短期有利,就跟著一味的叫喊要“把經濟搞上去再說”,而對中共的殺人放火都可放任不管。

2)“穩定壓倒一切”

經歷過政治運動的中國人,對“穩定”有特別的渴求。所以,“穩定壓倒一切”在老百姓中很有共鳴,成為中共新時期維護統治的主打口號。

說起共產黨,人們聯想到的就是暴力革命和政治動亂,怎麼現在的中共卻祭起“穩定”的大旗了呢?說起來很矛盾,其實,也很簡單。就是中共可以“動亂”人民,而一旦人民要“動亂”中共,中共就要高唱“穩定”了。幾十年來肆無忌憚地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把人民“動亂”得民不聊生,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興起的民主自由浪潮和人民的覺醒,眼見要把中共“動亂”掉了,這時中共就高喊起要“穩定”了。

顯然,中共說的穩定只是中共政權的穩定,而非國家和社稷的穩定。在中共的跛足改革中,那些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那些不受制約的權勢者,最需要“穩定”,以便“穩定”地撈取利益。由於他們最維護既定秩序,因此就成了最堅定的“穩定”力量,最可靠的“穩定”因素。這種“穩定”可以高於良知和道義,老百姓是死是活也可以不顧了。當礦井工人死於礦下,中共以“穩定”掩蓋死者的冤屈;當拆遷戶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冒死上訪,幻想著找回公道,中共又以“穩定”為名進行截訪,甚至用“破壞穩定”對遭受不公者進行迫害打擊……這樣的穩定是假的,社會不公和矛盾積蓄到一定時候,就會像火山一樣爆發。共產黨宣傳的“(黨的)穩定壓倒一切”就是積累社會矛盾等待總爆發的過程,一旦危機爆發,我們今天擁有的財富都會化為烏有,民族又會遭到生靈塗炭。

大家知道,經濟的運行有自己的周期,不可能是“穩定”的,動蕩不可避免。越如此,越需要有合理的制度作基礎,來保障社會的穩定。真正的穩定,需要自由的秩序,法治的秩序和公正的秩序。英國是最早實行憲政民主的國家,三百多年來保持高度穩定,人民自由,經濟繁榮。有矛盾要及時疏導而不是強行壓下,中共利用人們在各種運動中整怕了、希望穩定的心理,偷梁換柱,把它自己統治的穩定強加給民眾。這種穩定是不穩定。

中共“穩定壓倒一切”帶來的代價,就是現在轉型更難了,成本更高,風險更大。在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的今天,中共只知道一味的打壓維權和異見人士,鎮壓信仰團體,封鎖、過濾消息。中共在維護集團和個人既得利益的過程中,原罪越來越大,已不可能指望著它有一天會心血來潮,大發慈悲,主動開展政治改革,實行自由民主。可以說中共本身才是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3)“別人也一樣”

中共很喜歡用“國情”來作藉口。別人有民主,中國不能有,別人能有言論自由,中國不能有,別人有信仰權利,中國不能有,為什麼呢?因為國情不同。但是,如果別人有什麼壞事,中共這時就不講“國情”了,而是強調“普世價值”,告訴人民原來“天下烏鴉一般黑”,然後就要老百姓認可、理解、原諒中共的劣行。

說腐敗,它會說哪個國家沒有腐敗?說鎮壓民眾,它會說美國也對民眾開過槍;說民主,它會說印度搞民主,也沒搞出什麼名堂;說和平演變,它會說俄羅斯演變後是如何糟糕;說選舉,它會說臺灣的選舉是多麼混亂;說中國現在資源浪費,貧富差距大,它說那是資本的原始積累,哪個發達國家沒有經歷過?說沒有言論自由,它說西方哪個媒體不是被財團控制?說天安門抓訪民,它說你到白宮去抗議試試,看抓不抓你;說中共人權不好,它抓住美軍虐囚大作文章,說美國自己都不好,哪有資格說中共?……

這些似是而非的言論有時比那些嚴肅的說教更有迷惑性。但是,這種類比本身卻是錯誤的,是欺騙誤導民眾。

首先,人都有人的弱點。所以,哪個國家都有貪污,都有人權問題。我們無意去為其他國家的行為辯護,我們只是要指出中共“因為別人殺了人,所以我就可以殺人” 的這種顛倒是非的邏輯。其次,中共在報導宣傳那些類比例子時,常常對事情發生的背景、經過和處理方式斷章取義,有意隱瞞不利中共的東西。我們知道,出問題是一回事,對問題的反應和處理是另一回事。而中共重在渲染問題的發生,而回避民主國家從政府、媒體到公眾反應和處理問題的姿態。

美軍虐囚事件一出來,中共就大加炒作,無非是想說,美國人權也好不到哪裏去,中共的人權不好有什麼關係呢?但是,如果我們對比美國政府和中共在這種事情上的處理態度,就會發現區別很大。事實上,案發之後,美國自己是舉國震動,不但美國媒體上大量曝光,就連總統也得馬上回應,立即著手調查。中共引用的資料基本上也都是來自美國媒體的公開報導。而中共對自己的人權惡行,卻是從上到下地一味掩蓋,還不准別人去揭露。

對於中共在天安門抓訪民,甚至“六四”屠殺,有個說法,就是你到美國白宮前面抗議看抓不抓你。中共在這裏混淆了一個根本區別。中共說是可以申請遊行示威,但根本不會批准申請,對申請人還要打擊報復,更別提你要申請到天安門示威。而在美國,民眾可以很容易地申請去白宮前面抗議,而且有些抗議人士就是故意要讓警察抓走製造新聞效應的,美國警察常常會主動問抗議者要不要被逮捕。根本就不是象中共宣傳的那樣,美國白宮前不容許抗議,要象中共一樣抓人什麼的。就算抗議者有過激行為,那也是按法律制度來處理。

還有人說美國也對民眾開過槍啊。是有,那是1932年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軍人補貼金事件,一萬多名失業的退伍軍人在美國國會大廈前集會。當時的胡佛總統下令聯邦軍隊進駐華府,驅散示威民眾,造成兩名退伍軍人死亡,多人受傷。根據美國公開出版的百科全書、記錄片、歷史書、回憶錄等記載,他們並不是死於美國軍隊,而是被華盛頓的警察誤殺。不論這件事本身的是非,我們來看看美國朝野對這件事情的反應。首先,美國政府遭到新聞媒體的無情鞭笞,《紐約時報》以頭版頭條的長篇通訊報導了事件經過,胡佛總統也向美國人民承認自己的責任。在當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人民更是用選票把胡佛趕下臺去。動用軍隊的教訓之深,成為後來美國總統的前車之鑒。1971年在白宮附近發生大規模的反越戰示威,尼克松對前來請示的助手說:“讓他們在那裏好了。”對比之下,至今中共也沒有對“六四”事件有一個自我反省的說法,中國立法機構也沒有提出過如何接受鎮壓民眾的教訓,以及如何避免將來犯類似錯誤的提案。

還有一個很流行的諷刺西方言論自由的例子,就是說你寫篇文章,看西方報紙是不是給你發表,如果沒有發表,那肯定證明言論自由是假的。很多中國人因為這麼一個例子,似乎一下就看穿了西方言論自由的虛偽,也就認為中共控制言論也就順理成章了。這其實是中共給人們製造的歪理。報紙怎麼可能來什麼都給發表呢?真要如此,那也只能是頭幾個人有份,版面有限啊。事實上,言論自由並不是說每個媒體都要做到“絕對公正”。每個媒體都有自己的理念,他們後面當然也有自己的政治經濟勢力,也就是說,媒體作為個體來說,除了職業道德之外,當然有自己的喜好,對稿件和報導角度都有自己的選擇,這並不是媒體界要掩蓋的什麼秘密。言論自由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對媒體本身,它可以自由地發表它想要發表的內容(出格了會通過法律途徑解決),二是對讀者而言,他的自由體現在可以獲得任何意見的媒體,你既可以看反共的報紙,也可以看親共的報紙,還可以看中共的喉舌報紙,你也有自由去辦自己的媒體去發表你的意見,這才是媒體自由的真諦。新聞自由最關鍵的尺度是權力者有多大權力控制資訊。在美國,政府常常處於媒體的批評之下,即使政府想動用權力制止,也無能為力。但在中國,如果共產黨不想民眾在媒體上看到什麼消息,動不動就給予封殺。把言論自由當作任何媒體都必須發表你的言論,根本就不現實。用西方報紙都有自己的立場來否定言論自由,不過是為中共鉗制媒體找藉口。中共自己是知道西方言論自由的妙處的,所以中共才在海外極力滲透、操控,並大肆發展自己的親共媒體。

海外的民主選舉出現的爭端,也常常成為中共笑話民主自由、用來勸說人民擁護中共獨裁的素材。很多人也由此而相信中共的說法,幫助中共維護一黨專制。民主也許不是最好的辦法,但是,相比中共的黑箱鬥爭和可能帶來的動亂,民主的透明、媒體的監督和軍隊的獨立畢竟是一種可借鑑的出路。大家都注意到,民主國家不管選舉爭端多厲害,國家很難陷入動亂和戰爭,這就是民主對社會的制衡作用,根本不是中共宣傳的那樣像個洪水猛獸。

俄羅斯和平演變之後,中共就一直害怕俄羅斯好起來,所以總是宣傳俄羅斯如何如何慘。俄羅斯固然有其自身的“國情”,問題多多,但是,中共把俄羅斯作為民主化後的反例宣傳的確是在誤導民眾。一些中國人到海外聽到俄羅斯的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三時(2006年7月的報導】,竟大吃一驚,覺得俄國人不是連飯都吃不上嗎?印度的民主也一直是中共嘲笑的對象,是民主失敗的經典樣板。但是,印度自1991年拉奧政府正式開始經濟改革至今,其年增長率達7%,這一經濟增長率已非常接近中國的水平。印度的金融業和資本市場比較發達,經營效率較高,銀行壞賬率低於10%。印度的經濟結構跟一些發達國家相似,再加上印度有大量優秀且成本低廉的技術人才,因此有人預言印度將在未來成為“世界的辦公室”。實際上,印度如今已成為世界的主要研發中心之一。我們無意為俄羅斯和印度說好話,他們都有自己的嚴重問題和發展變數,但是我們不應該被中共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不願全面改革所做的片面報導而誤導,不加分辨地重覆中共的論調,按照中共的說法去思考問題。事實上,共產黨在俄羅斯仍然是合法組織,如果俄國人民真喜歡共產黨,完全可以在大選中把共產黨選回去,人們不走這條路,顯然共產黨不受歡迎。

對於中國現在遇到的掠奪瓜分社會財富的問題,有人用“資本的原始積累”來形容,意思是西方世界現代化過程中也走過這麼一個階段,所以,也就是正常的了。我們不去說這個原始積累的對和錯,我們至少看到西方在原始積累之後,資本很快進入了再生產,同時有產階級在政治上有了明確訴求,參政,辦媒體,搞教育,做慈善等,成為鞏固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中共治下的原始積累就是撈錢,撈個沒完,然後外逃,享樂,根本無意去影響政府和共產黨,同西方當時的情況根本不一樣,怎麼能指望出現“原始積累”後的良心循環呢?

還有一個聽起來最徹底的類比:如果你去顛覆國家和政府,你看哪個國家不鎮壓你?這是一個很 “巧妙”的偷換概念的問題,很有迷惑性。其實,這個說法本身就是中共反覆宣傳灌輸造成的概念混淆的典型表現。“煽動和顛覆國家罪”是中共繼過去的“反革命罪”以後的替代罪名,這個罪名把普通的人權和言論自由有關的活動歸到“煽動和顛覆國家”,本身就是對人權的侵犯。被中共稱為“煽動和顛覆國家”、“泄漏國家機密”等等的許多行動,在西方民主國家根本就是受到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民主政府怎麼會鎮壓呢?辦報罵政府,在中國,這就是顛覆國家的“驚天大案”,而在西方是很正常的事,同顛覆國家根本無關,除非是囤積武器或者搞恐怖主義暴動。

對於一些少數極端宗教組織在世界上引起的恐怖和戰亂作為,也是中共用來否定宗教自由,為中共的無神論開路的反面教材。而對世界上作為主流的那麼多的正教正信帶來的對社會道德和人性的正面意義,中共卻盡力回避。很多不明就裡的人,因此而跟著中共對信仰一概進行批判,排斥別人爭取信仰自由的努力。

這樣似是而非的類比還很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對於中共不利的東西,中共就不類比了,而是強調中國特色和國情。“國情”成了中共逆世界潮流的一柄尚方寶劍。其實,這不能學,那不能學就是因為觸動了共產黨的既得利益而已。

4)“說我沒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

“說我沒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這是人們反駁別人批評的常用語。其實不對。生活中人人都可以對電影明星、足球運動員指手畫腳一番,並不要求自己一定要比對方更會演戲,更會踢球。

但是,中共很喜歡用這句話來為自己的惡行狡辯。當美國批評中共人權問題時,中共的回應就是美國的人權也有問題,而且也要出一本指責美國的人權報告,從而認為自己的人權問題就無所謂了。而中共出的美國人權報告,其內容都來自美國媒體的公開報導和美國政府關注的案例,中共為什麼要勞民傷財去多此一舉呢?就是為了出一口“氣”,非為改善美國人權(實際是希望美國人權醜聞越多越好,方便中共作文章),實為侵犯自己人民的人權罪行強詞奪理。

中共為自己狡辯,那是它壞到那個份上了。可是,不少普通老百姓也附和中共的說辭,甚至認為中共的回應理由是多麼“為國爭了光”,這就是糊塗了。且不管美國的人權怎麼樣,美國批評中共的人權,客觀上是幫助中國人民,因為在中共的人權迫害下,被害的不就是中國人民自己嗎?別人呼籲中共改善人權,不是中國人民自己受惠嗎?遺憾的是,因為黨文化的影響,認為批評中共,就是批評全體中國人民,觸及了被中共灌輸的狹隘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自尊心,結果盲目維護中共的面子。有人為中共找理由,說別人批評中共的後面一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在用人權要挾中共。就算如此,如果我們不買中共的托辭,堅持要中共停止迫害自己的人民,那麼,中共改善自己的行為後,別人不就沒有辦法要挾了嗎?這樣,既為中國人民帶來實惠利益,又打擊了別人“不可告人”的目的,一舉兩得,不是更明智嗎?

所以,正常的思維是,不管對方做得怎麼樣,只要指出的是事實,就應該聽取並改正。有人說“正人要先正己”。這又是一種誤解。這話應該是批評者自我勉勵的話,那是批評者境界高,為了更有說服力,嚴格要求自己的表現。但是,不能作為被批評者抵觸別人意見的理由,不是有句話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嗎?

在外國元首要跟中共談論人權問題時,有一個很典型的被認為是“機智”的回答,就是“你沒有資格跟我們說中國人權,因為一百多年前你們嚴重侵犯過中國人民的人權”。在說起中共天不怕地不怕,破壞自然,污染環境時,也有個類似的說法,就是“西方強國不也轉移污染工業,甚至把廢料運到別國嗎?”言外之意是什麼呢?就是西方國家曾經侵犯中國人民的人權,為什麼共產黨就不可以侵犯中國人民的人權呢?西方國家能夠污染中國,共產黨怎麼就不能污染中國呢?

中國要與世界接軌,融入世界潮流,就需要聽取國際社會的意見,除了學習別人的先進技術,還要研究先進的制度。為了化解國際社會在人權、民主自由等方面的壓力,中共總是用“說我沒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來無理取鬧,誤導民眾,受害的是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

4)“對共產黨要一分為二”

共產黨自知壞事幹絕,所以,希望人們能對它一分為二。老百姓自己也附和著說,“難道共產黨一點好事也沒幹?”這種觀點聽起來好像有道理,但是這要看一分為二的場合和目的是什麼。

一個殺人犯,殺人償命,按照法律來說,就已經可以給他定性了。如果在法庭上要求一分為二,想用小時候曾經幫助老大爺推過車,植過樹什麼之類的來抵消殺人罪,那是不可接受的。

拿國家和政黨來進行類比的話,可以看一下二戰以前的德國。1933年希特勒成為德國的元首,他的經濟政策使德國的經濟連續多年以100%的速度增長,德國的失業率從30%降到0%,德國當時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因為在一戰以後德國是戰敗國,英法列強對德國是很歧視的,要收它的賠款,但是希特勒當了元首之後,德國成了歐洲的強國,特別是1936年成功地在柏林舉辦了奧運會,使得很多國家對它刮目相看。當時德國修建的高速公路都是可以起降戰鬥機的,很多地鐵的挖掘都是希特勒時代完成的,而且希特勒當時說要讓德國的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的轎車,這就是德國“大眾”車牌的由來。但是不管希特勒在經濟上做了多大的努力,在軍事上取得多大的成功,有人說他是軍事家或是經濟學家,這些都不重要了,因為他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了全球九千萬人的傷亡,造成了四千億美元的損失,同時他在集中營裏面對猶太人殘酷的屠殺,有六百萬猶太人因為二戰在集中營裏失去生命。這些事情就足以給希特勒和納粹定性了,所以今天你要是到德國去的話,沒有人說我們要對希特勒和納粹進行一分為二,而且包括現在擁有納粹的標誌,或者對希特勒崇拜都是違法的。

我們再拿日本人打一個比方。侵華日軍在中國除了殺人,它還辦了很多實業。特別是在東北三省,它開工廠,開礦業,一直到中共奪取政權之後,當時東北三省的老工業基地,很多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底子,包括當時東北三省作為全國鐵路網最發達的地區,都是日本人弄的。甚至南京大屠殺之後,日本在中國也搞了很多文化活動,比方說盂蘭盆會,到南京秦淮河兩岸看一看那也是屬於花柳繁華、溫柔富貴的,大上海那也是朝朝飲宴、夜夜笙歌的地方。那麼我們要不要感謝侵華日軍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的貢獻呢?也要來個一分為二呢?我們好像沒有人這樣想,因為日本人有南京大屠殺,有七三一部隊,有三光政策,而且這場侵華戰爭造成了中國兩千萬軍民的傷亡,就這些事情本身就足以給侵略戰爭定性了。

所以回到共產黨這兒,在奪取政權之後,中共造成了中國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四千萬人是被它屠殺掉的,四千萬人是活活被餓死的,這個屠殺的數量超過納粹德國法西斯的十幾倍,超過日本人四倍,另外一方面,共產黨又出賣了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所以就這兩件事情本身,就足夠給共產黨定性了。

在另外一方面來講,共產黨它自己做事情它也常常不一分為二,它常常把事情做絕了。比如它在鎮反的時候,為什麼不對原來國民黨的官兵一分為二呢?在迫害劉少奇、打倒林彪鄧小平的時候,那時候怎麼不對他們一分為二呢?今天鎮壓法輪功的時候怎麼一句好話都沒聽說,全部都是詆毀法輪功的話呢?所以從它的表現來講,它所謂一分為二,實際上是為它維持統治所找的一個藉口,讓大家對它有一定程度的認同而採取的一種策略。

如果真要是“一分為二”的話,那麼,中共就應該面對過去,面對錯誤。中共說的“一分為二”其實是一個障眼法。它先虛晃一槍,說事情總有好有壞吧,讓人覺得很“客觀”的樣子,然後,話鋒一轉,“壞”就不說了,落腳點卻是“好”。所以,中共是不讓人們去徹底全面地反思中共的過去的,它幹的壞事是不讓人說的,要說也只能按它的調子和分寸來說,這樣說的後果反而是給今天的中共貼金。德國總理勃朗特(Willy Brandt)在華沙下跪懺悔對猶太人的罪行,而中共領導人卻從來沒有向全國人民懺悔。如果在德國的格言現在是“千萬不要忘記”,而在中國則是“千萬不要記住”。可是,忘記歷史的社會能夠自救嗎?

6)“溫飽權高於人權”

面對世界民主潮流,中共在人權方面的惡行成為中共在世界上的一大包袱。於是,御用文人們杜撰出了一個人權歪理,“溫飽權高於人權”,“你到饑腸轆轆的農民那裏去問問,他們是要飯吃還是要民主自由?”很多人面對國際社會批評中共的人權記錄時,也會用中共這一套話語進行批駁。在中共的政治教科書和每年的政治考題中,對這個問題都是有標準答案的。中共在不同的外交場合,也經常儼然理直氣壯,一副義正詞嚴的樣子。人們重覆這句口號,跟中共的宣傳和灌輸是分不開的。

其實,這是一種混淆邏輯的詭辯,它把民主自由當作一個抽像的概念,而把這個抽像的東西去同具體的“食物”進行對比,加上暗示農民的教育水平低,只會要具體的,而不懂得抽像的東西,從而得出農民都“要飯吃”,於是,就否定了民主自由的重要,結論就是“溫飽權高於人權”。

我們稍稍換一個說法,把民主自由具體化,農民們就不會上中共的文字遊戲的當了。按中國農村9億人口計算,要養活縣鄉村三級官員6000萬,這就是說每15個農民(包括老人和小孩,按人口計算)要供養一個中共官員和工作人員。從歷史上看,國民政府末年(1949年)是50個百姓供養一個官員,現在是15個農民供養一個官員。過重的負擔,壓得農民翻不過身,就連中共自己都承認減免農民負擔是一項關係國家的大事。

對饑腸轆轆的農民,如果把“民主人權”的抽像字眼轉換成具體的行為,我們可以這麼問,“我們農民被整得苦啊,找人把你們的情況反映出去,你們願不願意?”“當官的欺壓農民,苛捐雜稅多啊,咱們把那個壞蛋鄉支書罷了,選個真正為我們幹點實事的,大夥樂意不樂意?”對於這樣的提議,農民們難道會拒絕?

人的肚子餓了,要想得到幫助的話,首先就要發出聲音,讓人知道你的肚子餓了。就是說“言論權”比“溫飽權”更緊要。可是,為什麼中共顛倒順序的狡辯人們也能欣然接受,聽之任之呢?就算吃不飽的人沒權說話,現在不是有很多人已經吃飽了嗎?為什麼不讓他們說,或者容許他們替吃不飽的說呢?

其實,“溫飽權”對於中共來說也不重要,中共在意的只是一個敷衍外界、抵觸言論自由的藉口。

類似上面這樣的似是而非的例子還有很多很多。黨文化改造人的思想之後,的確使得人們溝通起來都很困難,一個問題解決了,還有另一個問題冒出來。如何避免用黨的思想思考問題,避免用黨教會的語言說話,很關鍵的一點,就是把角色分開。把自己同黨分開,克服黨媽媽情結,突破“離不開黨”的底線,不把黨的無神論、唯物論和鬥爭哲學、仇恨哲學當作自己思想的基礎。對於那些似是而非的觀點,看一看如果你附和那些觀點,到底對誰有利,是鼓勵黨幹壞事還是監督黨、抑制黨不讓它幹壞事。中共可以為自己辯解,但是,我們老百姓不能跟著起哄。別人批評中共的時候,並不是在罵中國人。丟中共的面子,不等於丟中國人民的面子。能夠挑戰獨裁,為真相挺身而出,是真正的勇士,是會贏得世人的尊敬的,這種尊敬是對是對中國人民的尊敬。

2.不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計後果,什麼壞事都敢做

無神論是黨文化的核心之一。中共之所以得以改造人們思想,就在於切斷了民族傳統文化,用馬列主義外來文化替代了中國幾千來的半神文化,從此“無神論”主宰大陸,敬天畏神、善惡有報變成了封建迷信和愚昧無知。就人類歷史而言,對神的信仰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維持著人類的道德。不再相信神的存在,也就沒有了道德的約束,沒有道德的約束,法律的約束也只能是有名無實。於是,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不相信今生來世,不相信做壞事有報應,於是,做什麼事都不計後果,什麼壞事都敢做。

漠視生命 肆意殺人

1949年以後,在“鎮反”、“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中,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但在歷次運動中,起作用的卻不僅僅是中共本身。中共搞運動歷來是煽動群眾鬥群眾。很多受害者往往是被中共扣上什麼帽子,然後眾多鄉鄰、親戚甚至家裏人就會一湧而上,將其活活整死、打死。那些打人者本身固然有被中共欺騙的一面,但他們之所以能做得出這些惡行,卻跟黨文化的洗腦緊密相關。一個相信天理,相信人倫人性的社會,不可能大面積幹出這種傷天害理、泯滅人性的事情。

“大躍進” 之後的大饑荒,餓死的大約有四千萬人,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饑荒。這一場大饑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那三年風調雨順,大規模的洪水、乾旱、颶風、海嘯、地震、霜、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一次也沒有發生,完全是一場徹底的“人禍”。事實上,如果當饑荒發生的時候,能夠開放糧倉,能夠尋求解決辦法,這場饑荒的死亡人數不至於那麼高。更令人震驚的是,面對餓得奄奄一息的村民,中共幹部卻命令軍人強行封鎖道路,目睹他們活活餓死也不准他們爬出去逃生。

文革中的“打砸搶”,學生居然用皮帶抽死老師,孩子用磚頭砸死父親。還有人把對方打死之後,把器官取出吃掉。

中國古代講“人命關天”,“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被當局整肅的對象,本身已經夠可憐了。但現在很多人卻不但見死不救,還要落井下石,甚至以殺人為樂,只要中共叫幹什麼就幹什麼,認為是黨性的需要,是黨的政策的需要,什麼後果都可以不顧。中共思想改造的後果之可怕,可見一斑。

時至今日,這種不把人命當回事的黨文化思維並沒有隨時間的推移而成為歷史。因為中共的腐敗與暴政,社會產生了大量的被壓迫團體。富人高官可以利用特權過著一擲千金的生活,而下崗工人卻因為沒錢治病在家自焚身亡,貧窮人家的母親因為沒法替兒子交學費而上吊自殺……但面對下層民眾的淒慘生活,很多人已經漠不關心,毫不在意。面對可憐無助的上訪民眾,那些所謂的執法人員可以大多出手,將人致傷致殘,絲毫不管他人死活。所謂的何院士何祚庥,可以面對無數的礦難,說出“誰叫你生在中國”這樣的狠話來。而中共將官朱成虎,則放話可以犧牲西安以東地區、不惜中國一半的人口來打一場核戰爭,跟老毛的“中國死了三億,還有三億”的說法如出一轍。僅僅因為沒有“暫住證”,大學生孫志剛就被收容所活活打死。而在迫害法輪功過程中,大量法輪功學員慘遭酷刑甚至折磨致死,在2006年更曝光出自2001年以來法輪功學員器官被活體摘取,中共官員和醫生從中牟取暴利。人性之泯滅,駭人聽聞。

漠視生命不僅僅表現在政治運動當中,也不只體現在權勢者對百姓的態度上,現在社會上人與人之間都充滿好勇鬥狠,肆意殘殺的現象。現在年輕人動不動就砍啊,殺啊,對越暴力的越崇拜。手段殘忍的校園兇殺案也屢屢發生。社會上謀財害命、用錢買命的事情隨處可見。官員、富豪雇兇殺人,有時連自己的妻友也不例外。

當人的道德淪喪到如此窮兇極惡的時候,這個社會就處於極其危險的地步了。

戰天鬥地 破壞自然

幾十年來,黨文化把中國人民塑造成“無法無天”、“戰天鬥地”的一族,從當初的“大煉鋼鐵”、“圍湖造田”、“瘋狂地打麻雀”、“亂砍濫伐”到今天的以環境為代價的經濟高速增長,都是只管眼前,無視子孫後代的福祉,給自然帶來了巨大的破壞。中國國家環保總局透露,每生產價值為一萬美元的商品,中國所消耗的原材料是日本的7倍、美國的6倍,甚至比印度還要高2倍。如果環境問題不能得到改善,中國的經濟奇蹟很快就要成為過去。世界銀行說,在世界上10個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國占了6個。全國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的38%,18個省(區)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處於沙漠化威脅之中,專家估計,中國未來將有1.5億人口淪為生態難民。 2006年8月26中國人大常委會在一份環境檢查報告中,以“有水皆汙”、“逢雨必酸”、“污染之重,觸目驚心”、“不能再拖下去了”等字句來形容污染的嚴重性。中央電視臺2頻道曾報導中國每年產出的GDP當中,有18%的GDP是通過透支生態環境和資源取得的。有一幅衛星拍攝的地球照片,許多國家是綠色覆蓋,而中國是一片黃土。許多網友面對祖國母親被蹂躪如此,看到中共還在高喊“崛起”,不覺“萬念俱灰”。

“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這曾是中共宣揚愛國主義的主打歌曲,有考證指出,這條美麗的大河就是承載全國六分之一人口的中國第三大河流淮河。有道是“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但是,短短的幾十年,淮河污染之觸目驚心,讓這句民謠成為歷史。工業企業偷排汙水、農村面源污染和城市生活汙水,使淮河流域約60%為劣五類水質,污染由地上波及地下,直接影響1.3億居民生活。中共也喊治理淮河,但是,如果人心不治理,是沒有用的。2004年7月20 日至27日,淮河爆發有史以來最大的污染團,有如巨大的黑蘑菇,從上游奔騰而下,橫掃千裏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污染水團全長133公里,總量超過5億噸,一路浩浩蕩蕩殺奔洪澤湖,順者昌,逆者亡,滿河黑暗,伏屍(魚蝦蟹)千裏。“10年治汙水質回到‘原點’,600億付諸東流。”

黨文化帶給中國人的“不計後果”的心態,更是表現在熱衷於搞大運動、大項目,勞民傷財,不顧自然規律。再大的工程,總是先上馬再說,哪管什麼後果,滿足戰天鬥地、好大喜功的變態心理,走一步看一步,出了事算“交學費”,把國家民族的未來當作兒戲。

在“三峽工程”、“南水北調”等如此重大的項目中,決策人員也仍然以政治為決策依據。“六四”之後,中國民心低落,三峽工程就被選為振奮人心的工程。關於三峽工程,該不該修,人們聽到的都是一面倒的消息,就算提到負面消息,也是早就有了“應付”對策,而反對一方的專家們的進一步反駁和詳細討論,百姓是看不到的,那是禁區。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水要流動就得有坡度,庫區的頭尾就要有落差,淹沒區就必須是一條斜線。但是三峽工程“移民組”為了迎合當局縮減移民搬遷費用,提出的三峽移民淹沒線竟是平的,就是如果大壩蓄水到預定的175米,另一頭的重慶的淹沒線也是175米。但是按三峽工程泥沙組公布的萬分之零點七的水力坡度來計算,600多公里以外的重慶的水位高度將不是現在說的175米,而是超過海拔217米,到時就要為重慶“準備後事”了。如果要保重慶,水位就不能蓄到175米,那當初的防洪發電的效益也就大打折扣了。從中央到地方這麼多精明的官員,還有這麼多科學家,都知道水從高處流向低處,這麼嚴肅的後果就不當回事?還有,三峽工程中的目標和措施之間大多互相矛盾。防洪和發電矛盾,防洪和航運矛盾,防洪和排渾蓄清矛盾,發電、防洪、航運與移民矛盾等等。防洪要放水,水位降低又會導致發電和航運能力下降。2000年5月17日,力主工程上馬的張光鬥教授在發現三峽工程的實際防洪庫容不可能達到設計標準的錯誤後,對三建委辦公室主任建議了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即把洪水控制水位降低10米。但低水位必然影響到航運,同時也必然影響到發電,為此張光鬥主張修建燃油、燃氣或燃煤的火電廠進行調峰,張一再叮囑 “但這件事在社會上公開是萬萬不行的”(《三峽探索》總第二十七期)。再有,如何處理泥沙淤積是水庫成敗最關鍵的因素之一,而200公里長的三峽是沙石最好的避風港,三峽水庫擬採用“蓄清排混”的運行方式。海外有學者預言“排混”只對大壩前很短距離有效,而清華大學著名水利專家黃萬里教授則斬釘截鐵地說一塊石頭也出不去!黃教授1957年因為反對修建黃河三門峽大壩,被毛澤東親自點名,打成右派。數年後三門峽大壩的失敗證明瞭他的主張是正確的。關於三峽工程,黃教授寫過三封信,陳述“三峽工程永不可建”的理由。他只要求中共領導人給他30分鐘的時間,把三峽工程問題給他們講清楚,說服他們改變這一決策。然而,他連這30分鐘的時間也沒有得到。

“南水北調”是繼“三峽工程”之後又一項世界級工程,主要目標是將長江水分東線、中線、西線調往嚴重缺水的華北和西北地區。東線、中線工程已於2002年底開工;西線工程計劃於2010年開工。當初“三峽工程”還像征性地有個全國人大無記名投票,而現在人們連那個過場都嫌礙事,南水北調西線工程的設計者們竟然說,中央宣布東線、中線開工,就意味著西線也開工了。早在2001年7月就通過水利部專家委員會審查的“西線工程綱要”,到2005年3月才讓長期工作和生活在調水區的自然科學家、工程技術專家、經濟學家、人文科學家等才第一次看到其“廬山真面目”,讓這些第一線的專家們十分憂心。西線工程要在源頭上把長江水引到黃河,而黃河比長江高出200米,比三峽工程不知要難多少倍,風險也不知要大多少倍。有專家感嘆“西線工程令人擔憂,會不會救了黃河毀了長江,甚至救不了黃河還毀了長江?”呼籲中共“告別改造、征服自然的幻想”。但是,他們的話在以政治決策為中心的中共那裏,又能傳多遠呢?極力支持工程上馬的西線工程設計總工程師對外界質詢的回答是“隨著項目推進,一切都會逐漸明瞭”。被中共的“戰天鬥地”洗腦過的人們,在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上動土,態度居然也是 “摸著石頭過河”。

老子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從來沒有讓人去和地鬥,破壞自然。在傳統觀念中,人和自然不是相互對抗的,“天人合一”講的是要與自然和諧相處。現代的可持續發展觀其實不是什麼新鮮事,中國早在公元前就有保護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理論,它使得中國擁有過發達的傳統農業,支撐了燦爛的傳統文化。為什麼現在發生了生態和人文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正是因為這種不計後果的做事方式,違背了自然規律,使得青山不再,綠水斷流。特別是現在在金錢利益的驅使下,失去了對自然的敬畏心理的人們,更是膽大妄為,什麼都敢去幹。當大自然報復的時候,誰來拯救我們的民族呢?

世風日下 不講道德

公務員以及其他各行業的職業倫理也日漸低下。看醫生要遞紅包,孩子入學要交紅包,打官司要給紅包,記者寫新聞要收紅包……金錢把一切固有的職業道德污染了;正常的社會運作模式被破壞了;舊有行業的職業道德變壞了;新生行業的職業道德根本就沒有一個健康發展的環境,一出生就已經被污穢包圍了。

就說造假的程度,從假煙假酒假火腿,到毒米毒油毒奶粉,什麼都有。2003年安徽阜陽發生了害死嬰兒的“毒奶粉”事件。長期食用這種奶粉的嬰兒,頭大身子小、身體虛弱、反應遲鈍,並伴有大面積皮膚潰爛、內臟發育腫大。僅阜陽市出現營養不良綜合症的嬰兒就有171人,因並發癥死亡的有13人。許多患“大頭娃娃病”的農民家庭,為了給孩子治病,幾乎花費掉了所有積蓄,有的甚至變賣了家產。不少家庭因為沒有經濟能力,不得不放棄治療,眼睜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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