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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體黨文化》第二章:系統的思想改造(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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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體黨文化

 

【人民報消息】

目錄:

3、灌輸鬥爭思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邪說

1) 中共灌輸鬥爭思想的目地
2) 在政治鬥爭中的灌輸
3) 回歸和諧相處之道

3、灌輸鬥爭思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邪說

2005 年中共少將朱成虎在香港面對西方記者曾說過:一旦中美開戰,中國“準備西安以東的所有城市被摧毀。當然,美國人將必須準備好數以百計,或兩百個,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國人夷為平地。”這是中共黨文化鬥爭思想的一個典型反映。實際上在黨文化中鬥爭和流血已經成為常態,而和諧、包容反倒不正常了,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後者缺乏“革命性”。

在這種鬥爭思想指導下的生存邏輯,就是為了發展、為了生存,就必然要有犧牲。當然被犧牲的首先是無能力、也無權進行自由選擇的弱勢者。朱將軍雖然沒有明言中美開戰時自己將身處何地,但可以肯定的是,像朱將軍這樣的“國家棟梁”,自然有著比平頭百姓大得多的選擇自由。早年因鼓吹“自然科學的階級性”而得到中宣部科學處處長的賞識,後來又仗《紅旗》雜誌推薦之力而成為中科院院士的何祚庥,在2005年底接受媒體採訪時談到中國礦難頻頻的問題時,就脫口道:“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了?”“中國要發展,某些代價是不可避免。”其實,相當一部分年輕人也是這樣看待當今中國底層民眾的不幸與苦難──大概他們本人都與“何院士”、“朱將軍”一樣,以精英自居,並無打算把自己作為發展的代價。

黨文化中的鬥爭思想,經過中共幾十年灌輸,早已不僅侷限於政治領域,而且貫穿於中國整個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鬥爭思想,說白了就是把達爾文的進化論應用於人類社會,主張“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它推崇的是禽獸的叢林規則。在這種規則之下,是與非、善與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擇手段在競爭中取勝──無論是官場、商場或情場。

在一個鼓吹生存競爭、弱肉強食、崇拜狼性的社會裏,人與人之間必然是緊張的爭鬥、廝咬、充滿戒心。這也就不難理解充斥整個社會的假藥、假酒、假醬油,毒大米、毒面粉、毒瓜籽,更有注水肉、地溝油、大頭嬰兒奶粉……不但文憑可以輕易造假,橋樑、大壩都可以造假,甚至結了婚的不敢相信婚姻,女人怕老公背叛,男人則懷疑孩子跟自己沒有血緣關係……而見死不救、落井下石都已經司空見慣。很難想像,付出這樣代價的“發展”會使這個民族最終走向強大。

1) 中共灌輸鬥爭思想的目的

在喬治.奧威爾的名著《動物莊園》中,一群動物不堪人類的“剝削”而起來革命造反,最終趕走了人而建立了一個由動物自己當家作主的“動物莊園”。率先領導動物們進行“革命”的領袖們──豬──不久就取得了單獨享用牛奶和蘋果的特權。面對當初懷抱“所有動物一律平等”的信念而參加革命的其他動物們的疑惑,斯奎拉(負責宣傳的豬)解釋說,“我們食用這些東西的唯一目的是要保護我們的健康。……莊園的全部管理和組織工作都要依靠我們。我們夜以繼日地為大家的幸福費盡心機。因此,這是為了你們,我們才喝牛奶,才吃蘋果的。你們知道吧,萬一我們豬失職了,那會發生什麼事情呢?瓊斯會捲土重來!是的,瓊斯會捲土重來!真的,同志們!”瓊斯是原來的莊園主,也即“舊社會” 的統治者。儘管個別動物還依稀記得瓊斯在的時候動物們生活狀況似乎不比目前更差,但是經過日復一日的宣傳,對於瓊斯捲土重來的恐懼,已經條件反射般的深入每個動物的頭腦中,因此大家對於豬的特權也就無話可說了。很快地,豬的特權越來越多。而另一方面,如何防範“亡我之心不死”的瓊斯捲土重來,特別是揪鬥、屠殺與瓊斯勾結、破壞莊園建設的動物“叛徒”,則成了動物們日常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在這樣的“頭等大事”面前,其他的不滿和異議都成了不重要的瑣事了。而時刻“提高警惕”、“準備戰鬥”則成了超越一切社會生活最重要的內容了。

奧威爾以寓言的形式,形象而深刻的描繪了極權統治者鼓吹鬥爭哲學的實質:通過在人們頭腦中塑造和保持一個無時不在的敵人,通過時刻強調敵人的危險,強調“團結一致”的必要性,使人們不得不“暫時忍受”極權統治者的一切暴虐行為,以為這種暴行出自於一個良好的願望,並最終將給民眾帶來幸福。然而這種鬥爭總是“長期的、複雜的、艱鉅的”,所以人們的“暫時忍受”也就永遠沒完。

作為中國人,我們都很熟悉這種時刻存在的“危險”,這種“危險”曾經來自於“一小撮蔣幫特務”,來自於“一小撮妄圖復辟翻天的地、富、反”,來自於“一小撮猖狂進攻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來自於“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來自於“一小撮牛鬼蛇神”……這些“危險的敵人”,曾經是我們身邊的親朋、好友、長者、導師、街坊鄰居。按照中共“你死我活”的鬥爭理論指導,他們中一小撮一小撮的被“消滅”,算起來大約已有至少4 千萬中國人死於非命。

隨著歲月的流逝,隨著共產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破產,今天中共已經無法向百姓解釋清楚,當初這些“人民的敵人”到底危險在哪裏?然而不知不覺中,人們發現新的“危險”仍然來自於身邊,在民眾意識中鬥爭依舊是必要的。只不過如今“危險的敵人”的罪名悄悄從已經過時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換成了所謂的“危害國家安全”、“顛覆政府”、“反華勢力”、“從事X教活動”等等。

這正是中共幾十年來向民眾灌輸鬥爭思想的結果。實際上幾乎在傳統的文化被打倒、批臭的同時,當中國人幾千年來一貫承傳的的傳統善惡價值觀被徹底顛覆的同時,中共就已經開始向民眾灌輸黨文化的是非價值觀了。這種價值觀的核心之一,便是其“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鬥爭哲學。

共產黨的世界觀是建立在階級鬥爭的理論上的,其哲學思想是唯物辯證法,主張世界的矛盾性、對立性、鬥爭性;主張事務內部通過鬥爭,從量變到質變,事物由此從低級向更高的階段發展和轉化。這種思想應用到人類歷史,就是所謂歷史唯物主義,即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歷史;鬥爭的核心是國家政權;國家政權依靠暴力來獲得,也依靠暴力來運行和維持。說白了,也就是把達爾文的進化論運用於人類社會,階級之間通過殘酷的鬥爭,最終弱肉強食,適者(所謂“先進階級”)生存。

依靠暴力奪權上臺執政的中共,為了給自己貼上“合法政權”標簽,常常說“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而人民決定歷史,所以這也是人民的選擇。中共說“歷史選擇了”它,其隱含的邏輯就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因為中共造反成功,而勝利者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潮流”。這正是中共熱衷於灌輸其鬥爭邪說的原因之一。遺憾的是,這樣混淆是非、倒因為果的邪說,無疑等於是說從300多年前中原的漢人“選擇了”滿族的入侵和清朝的建立, 700多年前漢人“選擇了”蒙古的入侵。中共的執政歷史,也不過才50多年,說歷史的選擇未免太早了點。

辯證法的思想,並不是馬克思的創造。馬克思自己也承認其唯物辯證法來源於黑格爾,而後者的思想則是受中國古代辯證思維的啟發。事實上中國古代的《易經》、八卦、河圖、《黃帝內經》、《孫子兵法》等,無不充滿辯證思維的智慧。一部《易經》,就是通過六十四卦,淋漓盡致的展現了在人類所能認識到的宇宙層次中,事物中相對立的兩種因素之間相互制約、轉化和依存的關係,以及由此而演繹的事物發展規律。這裏不僅有事物運動發展中動靜之變化,陰陽之消長,五行相生相克等等因素的闡述,還有事物自 “潛龍勿用”、“見龍在田”而最終到“飛龍在天”而“亢龍有悔”(《易經.乾卦》)的完整發展歷程描述,更有剝復循環、否極泰來的轉變規律。馬克思在其唯物辯證法中所論述的事物的普遍聯繫、變化發展、量變質變、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等等,只不過是不同的提法而已。而周易中不但有定性的描述,更有定量的把握。以周易為基礎實際運用於人體的中醫、運用於軍事的古代兵法則具體顯示了古代東方的高超智慧。

馬克思對於辯證法的所謂“發展”,不過是其特別強調和誇大了鬥爭性,強化矛盾的對立衝突方面。他主張“對立面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易逝的、相對的;而相互排斥的對立面的鬥爭則是絕對的”。所以共產黨的理論家們認為鬥爭性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革命靈魂”。以此為基礎,處理社會矛盾的辦法,只有鬥爭,通過鬥爭而消滅對立面。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之所以熱衷於強調鬥爭性,其實是為了給共產黨暴力奪取政權提供理論依據。而其歷史唯物主義則認為,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動力,暴力革命是“新社會”的助產婆,把暴力奪權美化成社會的進步因素。毛澤東曾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句話實際上點到了實處。正因為如此,嗜血好鬥的黨文化,也是所有共產極權國家動蕩不安、衝突不斷的根源。當今中國社會人心冷漠、彼此猜忌、無法相互信任和包容也與黨文化中的鬥爭哲學息息相關。

2) 政治鬥爭中的灌輸

中共依靠鬥爭哲學發家,也依靠鬥爭哲學維護統治。實際上,正是在中共發起的一次又一次不斷的政治鬥爭中,民眾頭腦中的鬥爭思想不斷強化。這終於使得原本講究中庸之道、遵從以和為貴的中華民族,人人都不得不將鬥爭視作社會常態;將人與人之間充滿戒心視為常態;將你爭我奪、爾虞我詐視為社會競爭的生存之道。

1951年,中共剛剛建政、立穩腳跟,就開始了所謂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批判電影《武訓傳》就是中共奪權成功後“思想改造”運動的序幕。這場運動確實基本上按照毛的希望達到了改造知識份子思想的作用。中國人的思想由此而產生了巨大的變異,從此認為衡量善惡的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階級鬥爭”。清末行乞辦學的武訓儘管一生受盡屈辱、節衣縮食只為興辦義學,使貧寒人家的孩子能讀書,但就因為他“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毛澤東語),“站錯”了階級立場而被中共批倒批臭;明朝的海瑞不畏權貴秉公執法,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儘管歷來受百姓尊重和愛戴,但是因為海瑞屬於“剝削階級”,“是地主階級利益忠心的保衛者”,所以中共認為他為百姓所做的一切好事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因而文革一開始就被批倒批臭;國民政府在南京修建的“航空烈士公墓”,安葬了抗日戰爭中犧牲於全國各地的一百多名空軍烈士,以及為中國抗戰獻身的美國教官、蘇聯飛行員。但因為他們為“反動政府”效命,文革一開始,毛澤東的紅衛兵便開到公墓,將烈士墓徹底搗毀。烈士的骸骨從此全部被丟棄失散。

對於共產黨來說鬥爭性就是革命性。矛盾和衝突的存在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因為它們是“革命的種子”,而歷史就是在鬥爭中前進的(不過今天的中共,則開始害怕人民用革命一詞。)。但是鬥爭性並不是人的先天本性,所以共產黨認為群眾的“革命覺悟”需要啟發,要不斷“教育”以提高他們的“革命覺悟”,並為此不惜採用欺騙手段故意製造矛盾和衝突。

比如“白毛女”原本是民間傳說中的一個懲惡揚善的仙姑,為了“教育”人民而被塑造成為“苦大仇深”的被壓迫階級典型。戲中貫穿復仇思想——“千年的仇要報,萬年的冤要伸”,由於它的煽動性太強,竟然發生過士兵觀看演出的時候舉槍差點打死“黃世仁”的事件。

所謂“啟發階級覺悟”,所謂“培養階級感情”,實際上就是灌輸鬥爭思想、宣傳仇恨,在過去中共毫不隱諱的宣傳:“血債要用血來償”,“仇恨入心要發芽”, “牢記血淚史,不忘階級仇”。隨著國門的開放,這種在文明社會被普遍唾棄的仇恨宣傳不能再明目張膽的進行了。雖然中共不再搞“痛說家史”,“憶苦思甜”,但這並不意味中共放棄這一手段了,而是它改變了面目,並利用現代科技進行了精緻的包裝。比如2001年8月14日,國際教育發展組織在聯合國會議上發表正式聲明 ,指出中共反覆宣傳的所謂“天安門自焚案”就是一個精心包裝的騙局,目的就是為了煽動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

在中共歷史上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中,在一波接一波的瘋狂宣傳中,人們不知不覺地充滿了對共產黨劃分的敵人的“刻骨仇恨”,這敵人是“地主”、“資本家”、“富農”,“反革命”,“右派”,“走資派”,“民運分子”,“邪教分子”……“革命覺悟”就體現在對“敵人”的刻骨仇恨上,學習雷鋒精神,要對敵人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這叫做“階級感情”,它超越於人類一切感情。毛澤東講:“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 毛的這一講話文革中在“紅衛兵”中曾廣為流傳。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暴力和血腥於是很快就遍布中原大地了。

按照“革命者”的階級感情,劉少奇既然反對人民的“大救星”,那他就“死有餘辜”,張志新既然替死有餘辜的劉少奇翻案,她就“活該”被獄警輪姦,被割斷喉管,被處決就是“罪有應得”──雷鋒的“對敵人的殘酷無情”在這裏有了最真實的寫照。

北京“紅八月”裏那些被自己教過的學生親手打死的老師,也許沒有想到,正是自己按照“黨”的要求教學生們“對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奪過鞭子抽敵人”的時候,告訴學生對階級敵人怎麼做都不過分的時候,埋下了自己滅頂的種子。

在群眾批鬥場合,人人爭先恐後表現自己的階級性。一個人越是表現出有“刻骨仇恨”便越是說明愛憎分明、階級覺悟高,反之則有“階級立場不穩”的可怕嫌疑。

親人被定為“黨的敵人”後,家屬必須表明立場,不能含混。章伯鈞被打成右派以後,他的兒子、妹妹都在報紙上發表文章進行批判。另一個毛澤東親自指定的的右派儲安平的兒子則這樣教訓自己的父親:“我要給儲安平先生一句忠言:希望你及時懸崖勒馬,好好地傾聽人民的意見,挖掘自己反社會主義思想根源,徹底交待自己的問題,以免自絕於人民。”

於是乎,一方麵人們在一次次鬥爭中被強灌鬥爭思想,另一方面又正是在這樣一次次“觸及靈魂”的鬥爭中,為了生存,人們被迫學會了用厚厚的冷漠包裹自己的良知,學會了唯有打擊、整垮別人,才能保全自己,不少人由此認定“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便是真實的生活的法則。

被中共禁演的電影《藍風箏》裏有這樣一個基於真實故事的情節:反右開始了。主人翁鐵頭的父親林少龍的單位攤上了一個右派指標,大夥不得不討論決定這頂帽子該給誰戴上,完不成指標就別想散會。但少龍卻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起身離場——他要去上廁所,在那一刻,也許他認為上廁所比開會更重要。於是,等他推門回來的時候,已經被“推舉”為右派了。

既然在“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中,人們已經練就了完全越過道德底線,踐踏別人、保全自己的厚黑術,那麼今天在同樣你“死我活”的商戰中,腐敗貪污、假冒偽劣、毫無顧忌地損害他人等等行為迅速充斥其中也就毫不奇怪了。因為這其中的哲學依據都是一樣的,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

今天的人們習慣於用“成功”與否作為衡量個人價值的唯一標準,而不論其採用了何種手段。所以攀上“款爺”、“老總” 是女人的目標,身邊簇擁著漂亮女人是男人的風光,孩子考上名牌大學是家長唯一的期望。在這種鬥爭哲學裏,“成功”是建立在他人的“失敗”基礎上。這裏沒有良知與公義,也沒有是與非、善與惡,剩下的只是成與敗:成功便是好的,失敗便是劣的,於是人人都想爭做“老大”。是故血淚工廠比比皆是,民工待遇慘不忍睹;有毒變質商品充斥市場,“為富不仁”被視為理所當然;能夠弄權枉法仍逍遙法外者,則被視為“背景硬”、“關係鐵”……在黨文化“弱肉強食、適者生存” 邪說的灌輸下,中國人互相爭鬥、彼此猜忌,整個社會成為一盤散沙,一群無凝聚力的民眾更便於中共的極權統治。

3) 回歸和諧相處之道

2005 年“狼文化”風靡全國。跟風“狼文化”的一本書,《狼魂》中說:“不學狼不行嗎?不行。為什麼呢?因為,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競爭中,在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市場角逐中,如果心存善良,對競爭對手一味地心慈手軟,那麼就會被對方毫不留情地吃掉”。這可以說是深得黨文化鬥爭思想之精髓了。

這裏有一個例子可以與上述思想作為對比。林肯作為美國總統,他對政敵的友好態度曾引起了一位官員的不滿。他批評林肯不應該試圖跟那些人做朋友,而應該消滅他們。“當他們變成我的朋友時,”林肯十分溫和地說,“難道我不是在消滅敵人嗎?”

中國人有句古訓,“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中華歷史上最強盛的盛唐時期,在思想、文化、國力、疆土等等方面幾乎都達到了鼎盛,這和大唐文化包容一切的氣度是分不開的。唐初突厥曾經為患北方多年,唐高祖為了國家安寧都不得不向突厥稱臣。然而唐太宗打敗突厥後,並未趕盡殺絕以雪父恥,反而極其包容地任用了一百多名曾經與大唐為敵的突厥降將,擔任五品以上的將軍和中郎將,約占朝廷武官之半。同時唐朝還允許歸降的突厥人遷入中原。這些舉措深得各少數民族的信任,西北各族領袖共同請求為唐太宗上尊號“天可汗”。歷史上吐蕃(今藏族)曾經是一個剽悍好戰的遊牧民族,與中原時有征戰發生。然而唐朝幾次戰勝吐蕃以後,反而派出文成公主和親。文成公主將農業和佛教傳播到吐蕃,此後數十年中,吐蕃與大唐和睦相處,這不能不說是文教之功。很顯然,趕盡殺絕只會加劇仇怨,邊疆地區仍不安定,戰爭還會再起。正是唐朝對突厥的寬容政策、對回紇、粟末靺鞨、南詔等族首領所採取的冊封政策、及對吐蕃的和親政策贏得了人心,一時間四夷賓服,諸國來朝,即使遠如波斯、昭武九姓國、闐國等等都自願納地成為唐朝府州。在文化上,唐朝尊道、禮佛、崇儒,實行開明的“三教”並立政策。也正是這種寬鬆、自由的思想環境,造就了唐代恢宏的文化氣象。

中華民族向來講究“和為貴”,推崇中庸之道。我們的祖先賦予自己以教化天下,即所謂“平天下”的神聖歷史使命。從根本上說,實現“平天下”的理想所要仰賴的不是武功,而是文治;它所要實行的也不是霸道,而是王道。所謂“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在5千年的中華歷史中,儘管華夏民族也曾歷經各種災難,但它在同化周邊各族群的過程中,畢竟已將它們凝聚、融合而為“泛中華”的文化大國。歷史上蒙古族、滿族都曾入侵、統治過中原,然而最終卻被強大的中華文化所同化,蒙古族、滿族如今都成了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清朝的康熙皇帝自己就說要做中華的千古一帝。

黨文化不但在縱向割斷了中華民族祖輩承傳的智慧,同時也在橫向以敵視的態度對待西方的優秀文明。這就使得受其熏陶的中國人只能相信黨文化中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機關槍、大炮是最有權威的東西”(恩格斯),“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摧毀”(馬克思)。中國人有句古話,可以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歷史上用槍桿子奪取政權的的例子不少,但用槍桿子對付本國的百姓以維持政權,並最終使得民眾彼此內鬥,使得社會中的個體都自然而然的把暴力作為解決矛盾的第一手段,這恐怕是中共的“獨創”了。

儘管中共今天也提出來所謂“和諧社會”,但其真實目的,其實是希望社會底層民眾不要再上訪、不再為自己應有的權利合法抗爭,希望民眾不要對中共的腐敗而發出批評意見,其根本目的還是維護中共的統治。這種黨文化包裝下的所謂 “和諧”不過是中共裝點門面的需要,與傳統文化中的“和為貴”截然不同。

事實上,採用暴力的手段來解決人類的社會矛盾,往往最終付出的社會成本大於收益。幾十年的流血鬥爭,已經給中國社會帶來難以愈合的創傷。矛盾的雙方除了你死我活的鬥爭關係,還可以表現為共生關係、和諧關係,而鬥爭關係是最有破壞性的一種。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所領導的民權運動,並未用一槍一炮,卻爭取到了黑人、乃至一切白人、有色人種的平等權利,改變了美國歷史;被印度人尊為國父的聖雄甘地,用和平理性的方式爭取了印度民族的獨立,為人類留下了很好的典範。

美國受到911 恐怖攻擊之後,一些地方出現了襲擊和騷擾阿拉伯裔移民的個案。馬里蘭州的清真寺被人抹上塗鴉,一高中女教師便聯絡幾個朋友在這座清真寺外為伊斯蘭教徒站了一個禮拜的夜崗;俄亥俄州的伊斯蘭中心收到了非穆斯林美國公民的捐款;許多不同膚色的婦女,穿上了穆斯林婦女的披肩和頭巾上街,以表達她們對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的族群的尊敬和支持;911事件之後四天,一名穆斯林女學生戴著頭巾和兩個非阿拉伯裔的同學到先付款的自助餐廳吃飯,落座不久,女侍者走過來,二十三歲的穆斯林女學生以為“她要趕我們走”,原來女侍者是來退還三十美元的餐費,並告知餐廳決定給她們提供免費餐。女侍者還說自己不願意看到戰爭,對穆斯林女學生勇敢地穿著民族服裝而感到驕傲。女侍者一離開,女學生就哭了……一位巴勒斯坦裔醫生說,911之後的第一個星期五,他去清真寺禱告,內心的疑懼卻揮之不去,害怕被人辱罵,等他到了清真寺,發現門口集結著五十多個基督教的牧師與教徒,他們打著表示團結和聯合的橫幅……這位巴勒斯坦醫生說:“他們令我感到安慰和看到了和平。美國的強大不在於她的軍事和科學的領先,而在於珍藏於這個國家大多數人民心中的偉大精神。”

美國人這種愛國方式,或許能給我們一點啟示。在中共黨文化熏陶下,許多人心目中的“愛國”,已經和“仇恨”畫上了等號。一個簡單的常識是,不論仇日或仇美,都不可能是中華民族強大的精神來源。美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的移民國家,也許優勢就來源於其對各種不同的文化的兼容並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傳統文化中的美德。摒棄“戰天、鬥地、整人”的黨文化,回歸和諧相處之道,這才是民族強大的精神之源。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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