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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體黨文化》第二章、系統的思想改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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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

——上篇:黨文化是怎麼建立的

目錄:

1.批判儒釋道

1) 批判儒家
(1)批判孔子
(2)批判知識份子

2) 批判釋家和道家
(1)否認神佛存在,歪曲信教動機
(2)摧毀修行的物質環境
(3)消滅肉體
(4)歪曲宗教經典,將宗教庸俗化
(5)成立中共宗教協會,讓代理人從內部批判宗教
(6)營造宗教自由假象

2. 批判傳統觀念

1)批判對天的敬畏
2)批判命運與善惡報應
3)批判柔順與忍讓
4)批判傳統社會秩序
5)以財產為衡量道德的重要依據
6)宣揚粗鄙的黨文化
7)其他受到批判的觀念

第二章、系統的思想改造

政治學習,改造思想,這類事情中國人都多多少少經歷過。很多人可能會問,為何人的思想需要改造?其根本原因即在於中共的一套好惡標準、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都是反人性的,不但不可能在大眾中自然產生,而且容易被人性所排斥。更何況共產黨本是西方舶來品,是被唾棄的政教合一的獨裁體系,與中華傳統文化極為抵觸。中共要想立足,就必須營造一個黨文化環境,改造思想就成了必須而迫切的一步。

改造的重要一步就是批判中華文化的信仰之本——儒釋道。同時,民間的傳統觀念,乃是三教所確立的價值觀在世俗中的反映。這些觀念早已成為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容易使人上溯其宗教根源,因此對傳統觀念的批判,也是中共從中國人的思想里根除中國傳統文化以及信仰的重要一步。這樣,中國人就喪失了對中共及黨文化的辨別和判斷能力。

中共對儒釋道的批判和對傳統觀念的批判清除只是屬於“破”的一步,同時中共還要“立”它需要的思維方式,如鬥爭思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以及進化論與現代科學,從而讓人系統地接受中共以無神論為基礎的邪說,進而再製造並維護適合中共生存的社會環境。這就是中共進行系統的思想改造的後果。

1. 批判儒釋道

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儒、釋、道家的影響深入到中國社會各個階層。

中國儒家尚“仁”、尚“義”,孔子講“見義不為,無勇也”,又講“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儒家的天命觀深入民間,《論語》中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中庸》開篇講“天命之謂性”,指出人的根本特性乃受天所命。在古人看來天是萬物之本,是一切價值的源頭。人的生命既由天所賦,此生的目的即在回歸天命,實現內心向善的要求。被儒家視為群經之首的《周易》講“三才”,即天、地、人,天生人,地養人;人又可以取法天地,“與天地合其德”。天地的運行則遵循不變的天理。老百姓相信一個高高在上而又制約人世間一切的“天”,用“不變”的天理衡量人間的一切。儒家思想維系著道德與社會秩序。

佛家講善,講慈悲、講忍辱,重視生命,信奉眾生平等。在中共建政之前,佛家的六道輪回、積德行善、因果報應已成為百姓的常識,即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客觀地講,佛家“善惡有報”的觀念對於穩定社會、維持人的道德,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道家強調“真”,強調清靜無為,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的統一,達到返本歸真的目的,即所謂“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國的中醫與氣功皆源自道家,此外服氣、煉丹乃道家養生之道,道家占卜與預測之準確則讓人嘆為觀止,大道修煉者更有肉身成道、羽化成仙的神跡。在世間層面,當今天人與自然的關係越來越對立,環境問題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話題之一時,道家思想也引起各國學者的重視,更顯出其特殊的價值。

對於中共來說,儒家的“天命”、佛家的因果報應、道家的無欲無求、與世無爭是中共發動“階級鬥爭”的障礙。儒釋道經典確立的道德觀,是中共樹立自己道德權威的障礙,也阻礙了中共造反、革命、專政等政治運動。佛道兩家修煉都讓人超越生死,儒家讓人舍生取義,這是中共利用物質手段來控制整個社會的障礙。佛家的涅槃彼岸、道家羽化成仙的遺跡與道法自然的精神、儒家的天命觀都被中共視為宣傳無神論的障礙。

1) 批判儒家

(1) 批判孔子

儒釋道三教中最溶入生活的還是儒家思想,蓋因中國人一直以家族為生活中心,而儒家文化所規範的正是家庭倫理,再將家庭倫理推廣到社會生活和政治中。

近兩千五百年來,中華文化的入世部分基本上以儒家文化為主導。自魯哀公立廟祭孔開始,漢高祖用儒家的禮節制定朝儀;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唐太宗追封孔子為文宣王,到清聖祖康熙大帝手書“萬世師表”四字於曲阜孔廟等等,歷朝歷代對孔子都有追封或祭祀,即使是在漢化程度最淺的元朝,元成宗也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孔子對人類的影響早已超越國界,不僅日本、韓國、越南等亞洲國家承續了部分儒家思想,即使西方啟蒙時代的大哲學家伏爾泰也自稱是孔子的學生。

自漢代以降祭祀孔子的香火不絕。奪取了國家政權卻罵孔子、砸孔廟的事情只有共產黨一家而已。

中共從毛澤東開始就非常痛恨儒家文化,其原因在《九評共產黨》的第六評中已有分析,此處不再贅述。毛喜歡秦始皇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因為他與秦始皇一樣採用法家的詭詐權謀禍亂國家,特別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尤為毛欣賞、仿效和超越。

倡導“文、行、忠、信”的孔子被中共罵成“一切舊理論的師表,惡勢力的靈魂”,稱“自有生民以來,實未有如孔子罪大惡極,而為善人、大多數人的公敵者。今後,人類共起而攻之,可也!在古今中外所有思想家的言行當中,孔丘可算第一荒謬。”

上述潑婦罵街式的言論占據了中共批判孔夫子文章的主流,因為中共除了對孔子的言論進行斷章取義、玩邏輯陷阱之外,從來沒有拿出過、也不可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

中共對儒家的批判是以階級鬥爭為出發點和基礎的,稱孔子代表了奴隸主階級的利益。今天在資本家已經加入中共,或者中共官員自己已經成為腰纏萬貫的權貴資本家或權貴地主的時候,階級鬥爭理論破產到中共都不願意提起的程度(當然並不妨礙中共以階級鬥爭的手法繼續迫害異己)。此時回頭觀看對儒家的批判都成了笑話,因此中共為維護自己統治起見,也不得不假裝去褒揚孔子。最近幾年為了搞統戰,中共又在海外準備建所謂“孔子學院”,試圖利用自己批判過的孔子去騙嚮往中國文化的人。另一方面,大陸教學生背誦儒家十三經的民間學校卻被中共取締。

中共早在奪取政權之初,就出版了蔡尚思的《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一書(以下簡稱《批判》),對孔子進行詆毀、謾罵和批判。其中中共所慣用的邏輯陷阱值得概要分析,因為這些邏輯問題仍然是中共黨文化中大批判的重要手法。

第一種是斷章取義。從孔子要收取學費(束脩)就斷定孔子只為貴族服務,全然不管孔子“有教無類”的主張。孔子的學生中子路就出身貧賤。

第二種是張冠李戴,把別人說的話安在孔子的頭上。例如《春秋谷梁傳》為子夏的弟子所做,《批判》卻利用其中有關伯姬的論述部分攻擊孔子。

第三種是不當類推,從孔子說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得出“這無異於認‘國家興亡,匹夫無責’”的荒謬結論。把個人對待職位的態度類推到公民的義務上去。

第四種是不當類比。稱自漢代以降的獨尊儒術與秦始皇獨尊法家一樣,全然不顧儒家以道德感召人,而法家以賞罰來引誘和脅迫人的不同。

第五種是混淆原命題與逆命題的不等價關係。比如《批判》中說:“既然女子全是小人,就可想見男子全是君子了。”

第六種是扣“反科學”之類的帽子,稱孔子“違反自然科學”。 事實上,孔子談論的大多是倫理和政治層面的事情,這些都與自然科學無涉。正如不能用直尺測量重量,自然科學的原理也無法衡量人的行為的善惡。更何況孔子規定的“六藝”中包含“數學”,此為自然科學之基礎。

第七種是含沙射影。提出“三綱”者明明是法家韓非子、漢儒董仲舒等人,《批判》一書也承認這一點,但是指出婦女為守貞節而自殺的時候舉了幾個很慘烈的例子。這些例子與孔子毫不相干,恰恰相反,《禮記》記載,孔子的兒媳婦與孫媳婦都是再嫁的。然而在通篇批判孔子的大背景下,難免不讓讀者將《批判》一書中的悲劇算在孔子頭上。

第八種是挑動人的妒嫉心。《批判》一書專門渲染“孔子的貴族生活”挑動人的妒嫉心。事實上,如孔子所言“魚餒而肉敗,不食”等實為基本的養生之道,並非什麼貴族生活。

(2) 批判知識份子

《左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中國傳統文化給知識份子提供大顯身手的歷史舞臺,群星璀璨,人傑地靈。

改造知識份子也被中共視為極其重要的一步。中國傳統社會講“士、農、工、商”四個階層,其中“士”簡言之就是知識份子。“士大夫”階層是道統的承擔者,因此從道德角度來看,他們甚至比統治者更有話語權,更遑論普通民眾。中共不認同知識份子代表的正統道德觀念,但需要以知識份子為中介去改造普通人的思想,因此中共一旦掌握政權,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知識份子的思想。

1950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講話中就談到,對知識份子,“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要讓他們學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等幾門課程” 。毛所謂的教育和改造除了令大中學校組織教師學習政協三大文件、社會發展史和新民主主義論之外,從1951年秋天開始,組織大批知識份子參加或參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這一場場的血腥運動讓許多知識份子看到了共產黨的殘忍和凶狠,許多人的脊梁骨那個時候就嚇軟了。1952年1月,全國政協常委會做出《關於展開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即讓被改造後的知識份子把中共給他們灌輸的思想推向全國,改造所有人的思想。

早在清末廢科舉後,知識份子中的很多人轉而去依附政黨。這個過程是個痛苦的過程,也是知識份子“主動”進行思想轉變的過程。這種轉變當然不會被中共認為已經足夠,因為知識份子儘管認為他們需要高揚民主和科學的大旗,而儒家的絕大多數修身立命之學仍可作為判斷是非的準則。這恰恰是中共不能容忍的。

毛澤東在1939年12月發表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將知識份子一筆劃進“小資產階級範疇”。在那個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這頂“小資產階級”的帽子就足以讓知識份子抬不起頭來。

中共通過宣傳機器歌頌工人和農民,將他們的知識匱乏當做是革命的動力,宣傳“樸素的階級仇恨”加上共產黨的引導就足以使革命走向勝利。而在另一方面,知識份子被電影賦予了符號化的臉譜——戴一副眼鏡,畏畏縮縮;他們拘泥書本,看不起群眾,做事主觀等等。

1958 年由成蔭導演的《上海姑娘》公映不久就受到嚴厲批判,其原因竟然在於:“第一,知識份子在沒有一個黨委書記或支部書記給以批評教育的情況下,居然堅持原則,在建設中發揮自己的才幹,這是取消黨的領導,反對黨的領導;第二,沒有寫知識份子的‘軟弱性、動搖性、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等缺點,……這是美化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第三,……表現主人翁是受到工人中一些落後思想的影響才導致急功近利……這是‘往工人階級臉上抹黑’。”第三點的原因也是挑撥工人與知識份子的關係。

這些對知識份子的污衊宣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原因在於知識份子一直是社會思潮的領導者,一直是社會問題的發言人,一直是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和論述者,當知識份子的形象被成功抹黑後,他們所代表的價值觀也就被隨之顛覆了。在群眾眼中,知識份子不再是尊重和求教的對象,而是嘲弄和批判的對象。

如果說上述的誣蔑還屬於“名譽上搞臭”,卡住知識份子的飯碗則是“經濟上截斷”,從反胡風運動到反右、文革則是“肉體上消滅”的一部分。

許多同中共在奪取政權年代出生入死,傾囊相助的民主人士天真地以為自己是開基立業的功臣,因此“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中共也會讓他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宏大的抱負得到施展的機會。在鼓勵鳴放的“真情”邀請中,這些“士為知己者死”的高人義士,一個比一個正氣凜然,一個比一個跌得更慘。當人們目睹了中共的所作所為,“黨天下”的真實含義遂昭然於天下:“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章伯均、章乃器、羅隆基、儲安平…等著名文人,無論是愛國歸來的留學博士,還是攜財從共的資本家,從部長、教授、文學家、總編輯、記者的位置紛紛被扔進共產黨的右派牛棚,至死也沒能從冰冷的現實中弄清楚這“民主”和“獨裁” 如何能被中共結合成“人民專政”。久誦不衰的精忠報國、舍生取義、人格尊嚴、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傳統品格,都隨著這末代鴻儒博學之士孤獨的死去永遠從歷史舞臺上消失了。人們恐懼的看到,積極懸掛人間天堂誘餌的中共黨,首先建立的是人間地獄。

那些能夠幸存下來的人,從此戰戰兢兢,不敢再提傳統的價值,不敢再堅持知識份子獨立的思想和人格。例如馮友蘭、郭沫若,僅僅因為毛澤東的一句批評便嚇得趕緊改變自己的學術觀點。對於知識份子而言,獨立的思想與人格就等於生命。這種摧殘造成知識份子的內心苦痛絕對是無法形諸筆端的。

“知識份子”曾經是一種道德的同義詞,表達的是清貧、正義、知識、涵養、不趨炎附勢的社會形象。到江澤民時候,黨的官場上出現了這樣一種角色——“政治化妝師”。與文人的正統迥異,他們在政治舞臺上是抬轎子、吹喇叭的匠人,輔佐的不是聖賢之君,而是雞鳴狗盜的江澤民之流。

在一片機槍坦克屠殺造成的血汙中、在國際社會一片制裁和譴責的聲浪中上臺的江澤民需要塗抹厚厚的政治油彩,於是這幫文人發明了所謂的“三個代表”。他們不僅從政治上葬送了國運,而且從道德上沾汙了知識份子必須具有的清白。

時至今日,中國的“專家學者”早已不同於那些繼承了深厚正統文化和行為方式的知識份子,其中絕大多數經過中共無神論、鬥爭哲學、社會發展史洗腦,他們只是掌握了科學技術的專業人員,對正統的儒釋道文化並未做過深入研究,更未將其融入生活。

此時的中共打出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標語,做著“黨恩浩蕩”的表演,偽知識份子則不遺餘力地編造繁復理論去論證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抑或是各種社會悲劇的合理性。中共成功營造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的鐵三角,需要的就是象何祚庥這樣面對死於礦難的礦工說“誰讓你不幸生在中國了”的“知識份子”。

還有一些黨文化污染嚴重的知識份子,雖保有做人的基本良知,但空有憂國憂民之心,苦無報國安民之路,無奈中只能爭取“體制內”身份,要求“體制內改革”,凡事尋求“體制內解決”。“體制內解決”無非是首先向共產黨稱臣,承認共產黨和黨文化對自己的控制權和任意使用權,進而取得一點點可憐的發言權。在沒有選擇的社會環境中,一些從蘇聯文學和共產黨著作中長大的人,珍惜自己成長過程中的宿食,不知道是毒藥,難以放棄對共產黨的理想心結,為社會不公吶喊之余,卻無法幫助人們弄清中共才是萬惡之源。這些人對中共寄予希望的做法實乃用個人的德行遮蓋中共的醜陋,延緩行將就木的中共壽命。

2) 批判釋家和道家

(1)否定神佛存在,歪曲信教動機

老子的思想曾被孔子認為雲中龍。今天的西方學界對老子的思想仍然推崇備至。“福兮禍之所倚,禍兮福之所伏”“千裏之行,始於足下”等《道德經》中的箴言至今影響力長盛不衰。自漢代以降,道家符菉、丹鼎等各個流派皆尊老子,留下如張道陵、邱弘濟、許旌陽、葛洪等修道者白日飛升的神跡。歷代帝王常以道士為國師,張良即稱自己“以三寸舌為帝者師”,余者如蜀漢諸葛亮,唐朝袁天罡、李淳風,宋代苗光義,明朝劉伯溫等都被開國帝王待以國師之禮。成吉思汗晚年也不遠萬里請長春子丘處機前去講道。

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最後開功開悟,洞徹他所在境界的宇宙真相,教人重德行善,跳出輪回。釋迦牟尼有十大弟子,都有很高的神通。他的第二十八代弟子達摩一根蘆葦渡江,非常人所能為之,後在少室山面壁九年,將身影印在石上,成為千古奇觀。禪宗六祖慧能圓寂迄今 1000多年,肉身不腐,至今仍然端坐於廣東南華寺中。

中共一方面進行社會發展史宣傳,否定神的存在;另一方面,令其在各個宗教內部的代理人散布否定宗教創始者的言論。佛教認為佛是天國世界的創造者,如極樂世界即為阿彌陀佛願力所成,而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趙樸初1965年在見到印尼總統蘇加諾的時候卻說“佛陀被神化了”“佛不是造物主……不能主宰人的吉兇禍福。”與此類似,受中共控制的基督教三自教會的主席吳耀宗也稱耶穌的神跡都被自己 “揚棄”了,並說“上帝已將人類得救之鑰匙,從教會手裏奪去,交予共產黨了”。

神佛為宗教之本。無論是佛教、道教或其他正教,信徒努力提升自己的境界,最終是為了去所信神佛的天國世界,如佛教凈土宗的人希望往生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等。如果否定神佛的存在,否定天國世界,對於宗教信徒來說,修煉就變得毫無意義了,而宗教這個修煉團體也就會瓦解。

中共做為無神論的宣傳者,將宗教描述為“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在人們意識中虛幻的反映”,“在於勞動者對於剝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難的恐懼和絕望”。基於這種宣傳,一切有關天國地獄、善惡報應的教義都是中共直接否定的對象。

中共宣傳“社會苦難是宗教存在和發展的肥沃土壤”,並刻意將那些在常人中遭遇苦難、萬念俱灰的人入教當作是宗教信徒的常態。

事實上,道家的張道陵(即張天師)曾三次被漢和帝征為太傅(在九品官制中為正一品官),張道陵都沒有答應,而是隱居在鶴鳴山中修煉。釋迦牟尼佛出家之前是迦毗羅衛國的太子,他的父親為了阻止他出家的念頭造了一座大花園,修築壯麗宏偉的宮殿,令幾百美麗的宮女日夜歌舞管弦陪伴他,並為他迎娶印度第一美女耶輸陀羅為妻。然而太子仍然夜半騎馬跨越城牆,至山林中苦修。太子成佛後,最早度化的五十六人中有五十一人都是波羅柰國的豪族公子。世尊返國宣說佛法,有王族豪貴的子弟中品貌端正者五百人隨佛出家。因此,出家絕非對現實苦難(感情失意,或經濟困難等)的逃避,而是發菩提心,以慧劍斬斷塵緣的大願。

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前,民間有一個信神的環境。釋教和道教中的修行者被稱為“法師”、“道長”、“高僧大德”等,是德高望重的象徵,也是人們尊重的對象。即使是傳統皇朝的皇帝遇到高僧也都給予禮遇和尊重。

而中共奪取政權後,就在民間強行推廣“社會發展史”教育,破壞信神環境,將修行者描繪為愚昧、無知、迷信,甚至利用宗教斂財等形象。此時,修行者的社會地位一落千丈,從被尊重者變為大眾嘲弄的對象。許多出家人因為受不了這種精神落差而還俗。

“人往高處走”,每個人內心都潛在地珍惜自己的名譽,希望與成功者為伍。中共將佛、道教徒描繪成一個失敗者、甚至是“剝削階級”,將信奉神佛的人描述為迷信和思想落後,這都會使民眾與信徒保持距離。

(2) 摧毀修行的物質環境

如果出家人不在意世俗的看法,繼續精進修行,那麼接下來中共就要斷修行者的糧道了。

一般來說,修行者的資糧來自兩個方面,一為大眾的供養,二為廟產土地的收入。當中共破壞民間信神環境時,第一個來源就中斷了。對第二個來源,中共的對策就是土地改革。中共在1950年1月頒布的《老解放區市郊農業土地問題的指示》中規定寺廟、教堂等土地一律收為國有。各地寺廟中凡是有勞動能力的僧尼,轉而從事農、林、手工業和服務性行業,到麻袋廠、織布工廠、印刷廠、比丘尼縫紉組等處工作。

依照佛教傳統,小乘佛教的教徒也都以乞食為生,並不從事生產。傳入中國後,禪宗四祖道信定居雙峰山,聚徒五百人,因為住地遠離城郭,乞食困難,於是自耕自給,以農養禪。道信教誡門人,“努力勤坐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療饑瘡,即閉門坐。”由此可見,農業生產並非目的,僅僅是為能打坐參禪而從事的糊口勞動,且只要有一口飯吃,就要閉門打坐。

由於中共對生產資料和商業行為的全面壟斷,寺院道觀的生產性質已非道信所提倡的以農養禪,完全成了世俗化的工作單位,並被置於共產黨的經濟控制之下,仰共產黨鼻息而生存。經濟上對政權的依附,結束了宗教的獨立性,並進而在政治上成了共產黨的附庸。這是對宗教傳統最大的破壞。

(3)消滅肉體

1955 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稱“肅反運動”,打著“純潔佛道教隊伍”的旗號,殺一儆百,將不與中共合作的僧尼道士當作反革命分子逮捕槍斃。經濟上的剝奪、政治上的壓迫以及這種“羅織罪名、萬人公審、宣判、槍斃”的恐嚇,使很多僧尼站到了共產黨的一邊。

(4) 歪曲宗教經典,將宗教庸俗化

佛教稱“佛、法、僧”為三寶。其中“法”即佛經。中共除了否定佛的存在、鎮壓迫害高僧大德之外,對於經典的破壞更為隱晦和陰險。

釋迦牟尼在《大般涅槃經》中預言了未來的情況,即有魔王轉生成僧尼和男女居士從內部壞亂佛法。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太虛和尚提出“人間佛教”的說法,認為三乘共法(天乘、聲聞、圓覺)要麼屬於“迷信神權”、要麼屬於“消極避世”。“人間佛教”進一步主張“修行現代生活化”和“寺院現代學校化”,“現代化的佛教事業應包括工廠、農場、保險、銀行、公司、所謂工農商貿”,等等。這種打著“人間佛教”的幌子而將佛教徹底世俗化、庸俗化的做法,與佛陀原意直接相悖,並不符合佛教幾千年來所要求的遠離塵世欲望,追求心靈昇華與超脫的修行方法。藏傳佛教的白教始祖密勒日巴也告訴弟子說:在自己修成正果前,不要談度化眾生的事業。

如緒論中指出的黨文化的第三種類型,中共將已經存在的思潮加以“發揚光大”,並從深度和廣度上動用其掌握的國家資源進行推廣。

中共認為“人間佛教”種種似是而非的說法恰好可以大加利用,只要信徒把關注“天國”的眼光轉移到關注“人間”,那麼中共就可以輕易編出更多的謊言,操縱教徒的思想。於是,“人間佛教”的傳人,太虛的弟子趙樸初就成為中共最理想的代理人人選。

在趙樸初等人的帶動下,中國佛教協會將“莊嚴國土,利樂有情”時時掛在嘴邊。事實上,佛經中提到的“莊嚴國土”是指莊嚴佛國凈土(如《妙法蓮華經》中的詩句 “願以此功德,莊嚴佛凈土”),“利樂有情”是指將“有情眾生”渡化到涅槃彼岸,而絕非佛教協會所說的“積極參加祖國建設,努力為人民服務。”

(5) 成立中共宗教協會,讓代理人從內部批判宗教

五十年代,中共建立了完全受其操縱的佛教協會和道教協會,以其代理人占據要津,成為附屬於中共的類似現在所謂八個“民主黨派”的政治組織。這些協會在黨的組織體系中歸統戰部管轄,在政府體系中歸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管轄,其目的不是為了繁榮宗教,而是為了控制宗教。

中國佛教協會在其發起書開篇處即熱烈謳歌中共鎮壓反革命,並“感謝這一切的領導者──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諛詞滾滾,與任何一個世俗組織相比都毫不遜色。

釋迦佛出世為印度迦毗羅衛國凈飯王的悉達王子,出家後又有瓶沙王欲以國王之位相讓,悉達太子都沒有接受,而是入山林苦修。可見,佛教之真意並不在人間的榮華與世俗的政治。而中共操縱的中國佛教協會在其成立章程中確立的宗旨即要求佛教徒參加所謂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道教的情形也差相彷彿。2005年通過的中國道教協會章程中明確規定要“加強……時事政策的學習,提高道教徒愛國主義覺悟和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自覺性。……促進道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為構建和諧社會貢獻力量。”簡單地說,道教協會就是要讓《道德經》適應於中共的政策,直白露骨地要改變信仰的內涵。

佛教協會、道教協會在政治上投靠中共,自然也就按照中共的看法去解釋教義。宗教認為世界是苦難的,這種苦難自然是與天國世界的美好相比,否則就無法解釋釋迦牟尼為何要放棄王位去修行。而中共的宗教代理人卻謊稱中共治下的中國“就不能再……說成是黑暗的、痛苦的”。更進一步,為促進信徒更進一步溶於世俗,各協會都在批判所謂“消極厭世、逃避現實的宗教觀念”,讓教徒相信建立人間天堂。這種說法與佛陀所說“苦、集、滅、道”的四諦妙法截然相反。

這些宗教協會的代理人以其在宗教中積累的資源從內部進行批判,例如佛教的主張廢除戒律並說這些典章害死了許多青年男女。這種內部的批判要比中共從外部的詆毀有力得多。

(6) 營造宗教自由假象

中國所謂的“宗教自由”是一種偽自由,它有一個前提,就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簡單的說,一個人燒香磕頭、懺悔許願,幹什麼都行,但是當他的信仰和共產黨衝突的時候,他就必須服從共產黨。

偽宗教自由表現為宗教世俗化、宗教團體機關化、宗教場所商業化、宗教領袖政治化或幹部化。

在中國,宗教局是政府用來控制宗教的部門。許多寺院的方丈、道觀的主持同時也是中共的幹部,他們有行政級別,領工資,參加政協會議,甚至配備車輛、電腦,每週進行政治學習。與其他中共幹部唯一不同的是,這些人穿著袈裟或道袍而已。其心不在方外,四大不再皆空,寺觀僅僅是其工作單位而已。

偽宗教自由的另一個表象就是建立大量的廟宇,組織各種宗教大會,修佛像、印佛經等等,給人中共在極力扶持宗教的假象。然而這些事情卻跟真正修行的實質沒有任何關係。

《九評之六》寫道“再以寺院為例,這本是個晨鐘暮鼓、青燈禮佛的修行場所,或是給紅塵中人懺悔禮拜的地方。修行講究的是清靜無為,懺悔禮拜也要求環境莊嚴肅穆,然而現在卻成了發展經濟的旅遊勝地。真正來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後,帶著虔誠敬佛的心來反省自己的過失呢?修復門面,毀去內涵,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無論是佛教、其他宗教還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們淪落到這步田地。”

如今中國的禪宗祖庭少林寺已經成為旅遊和拍攝電影的場所,少林寺方丈販賣少林文化,近期決定花費3.5億元人民幣將清靜佛地變為休閒區,被諷刺為少林寺的“CEO”。他推崇“少林寺也應該有企業的觀念”,於是開著豪華越野車,乘坐飛機周遊世界,策劃各種大型表演,每日周旋於企業老總、政府官員、國際友人等各類社會人士之間。他生活中最多的時間,是用於接待來賓和處理事務。達摩老祖所傳的“壁觀”修法需要清靜的環境,如今蕩然無存。

2006年8月,江西省化成禪寺監寺聖觀法師因為今年“六四”為天安門死難者舉行佛教超度儀式,而被當局威脅、逼迫離開寺廟。桂陽縣宗教局何局長對聖觀法師說:“你吃、喝、嫖、賭都行,就是不能反對共產黨。”

偽宗教自由讓許多不明真相的人加入到中共把持的宗教場所,他們研習的經典被中共歪曲,他們的正信被中共用世俗的利益所侵蝕,這都是中共系統破壞佛、道教的圈套。

偽宗教自由同時讓一大批聽命於共產黨的品行惡劣之人成為寺院、道觀的住持以及各級宗教協會的負責人,一方面他們積極配合中共需求在國際上為中共的偽自由塗脂抹粉,另一方面拚命斂財、乃至吃、喝、嫖、賭。例如廣州兩座寺廟裡的和尚到三元裏集體嫖娼;光孝寺、法幢寺和南山寺等三大古寺的和尚集體嫖妓;廣東佛教協會的會長、光孝寺的方丈明生和尚,在寺院內開了一個“甘露坊”素食館,弄了幾個妓女模樣的人站在寺院口門招攬顧客……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求神拜佛的傳統,但必須指出的是,到寺廟燒香許願都是相信眼下的不如意乃因果報應所致,以虔敬懺悔之心許願未來要做多少好事加以彌補,希望神佛給以一時之方便,解脫目前的困境。偽宗教人士則把求神拜佛歪曲成給寺觀布施錢財即可獲得保佑,全然不管這些錢是否是偷搶或貪污來的。此時求神拜佛從“懺悔”變成了 “花錢收買佛,與佛做交易”。

“貪官拜佛,和尚嫖娼”這種偽宗教自由對正教的破壞力最大,許多人因此而批判宗教為虛偽、斂財和淫亂的場所,這種自發的批判比中共的直接詆毀具有更深遠的影響。

必須強調的是,中共對儒釋道的批判是多層面的,包括理論層面的批判;把科學宗教化,用所謂“科學”的大棒對儒釋道思想進行批判;收編宗教界,在宗教內部對儒釋道進行批判;在黨內進行思想清理;對儒釋道進行妖魔化。這種批判是長時間的持續批判,貫穿在教育、生活中,輔以定期的政治運動強化,人人寫文章,或抄文章,強行洗腦。同時,這種批判是也全面否定式的,沒有任何可以讓人對傳統思想進行保留的餘地。在中共狂熱的無神論、唯物論意識形態宣傳中,在惡毒的對儒釋道的妖魔化中,在政治暴力的威脅中,在中共險惡地安排代理人從內部進行顛覆中,中共完成了對儒釋道的系統批判和取代。今天,大多數中國人已經不知道儒釋道為何,只要一句“封建迷信”,就足以讓人們條件反射式的避而遠之。口號式批判即可,無需證明。

2. 批判傳統觀念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易經》最開始的兩卦即點出中國人對天地的態度,君子順天道而行才能自強不息,以柔順而深厚的道德去承載萬物。對人則講誠信和睦,推己及人,把對自家老人的尊重和對孩子的愛護推廣到所有的老人和孩子身上,即所謂“講信修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地人”三才既定,傳統觀念的根本也就定下來了。

中國人敬天、敬地、敬神、敬祖,並由此形成一套日常生活中的處世之道,代代相傳。

而共產黨就“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共產黨宣言》)。它對傳統觀念的批判,是其從中國人的生活中徹底清除傳統文化以及信仰的必要步驟。

中共建政伊始,就系統的通過“社會發展史”教育向全民洗腦,把中國近百年來遭受列強侵略的原因統統歸結為傳統文化的“落後”、“愚昧”,把傳統社會描繪成 “腐朽、沒落”的“舊社會”,把傳統觀念中的信仰部分標為“愚昧和迷信”,把其中的道德部分標為“吃人的禮教”。這樣,利用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理和自強的願望,中共在全社會發動所謂破除“封建迷信”的運動,打著所謂“移風易俗”的口號,杜絕一切與傳統信仰相關的民間活動;同時中共還把傳統觀念批為替“封建統治者”麻醉人民的政治工具,“使他們安於被剝削的生活”,把傳統社會秩序批判成壓迫百姓的“封建宗族制度”,是和“封建專制制度”相呼應的,把根除傳統文化的運動上升到政治高度,這樣就可以通過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監督”、“檢舉”、“揭發”民間仍然保持傳統觀念的言語和行為,達到徹底根除的目的。

在此試舉數例被中共批判的傳統觀念。

1) 批判對天的敬畏

中國人一直保持著對天的敬畏。即使那些沒有明確信仰的人,也相信“老天爺”。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天雖然無形無象,但卻無所不知、無處不在。

當王朝末世或者社會普遍道德墮落的時候,天就會降下災難,之前也會有警告,即所謂“天垂象,見吉兇,聖人則之。”帝王登基後,要行祭天之禮;每年正月十五和冬至,皇帝都要到天壇祭天,這都體現出對天的尊崇。

在政治生活中,“天”昭示了治國的法則,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在日常生活中,“密室私語,天聞如雷”;兵法、建築、樂器等都體現著天的規則,即使造反也要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

對“天”,傳統觀念中從來都只有敬畏,而只有共產黨對“天”才“鬥爭”。

對天的敬畏維護了人的道德,“人命關天”的觀念維護了對生命的珍視,“天人合一”的觀念則有效的保護了自然。這些都是共產黨殺人和毀壞環境的障礙,而中共卻需要依靠殺人來讓人在恐懼中臣服於它,需要“戰天鬥地”的豪言壯語激起人們對它的崇拜,和破壞自然的決心。

毛澤東說“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本來是貶義的“無法無天”變成了褒義的勇敢,並鼓動人參與到“無法無天”的政治鬥爭和環境破壞中。

2) 批判命運與善惡報應

中國人從對“天”的敬畏中派生出“天命”觀,以及“善惡有報”。

“認命”是中國常說的一句話,被中共解釋為面對困境的消極與無可奈何。事實上,“認命”的真正意義是“盡人事而聽天命”或“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孔子提出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卻仍然在54歲時辭去魯國大司寇的職位,周遊列國十四年,推行王道,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裏並無消極避世的含義。

在個人的生活中,“認命”的思想並不否認個人的奮鬥,僅僅是對人生中不可抗力的解釋。更進一步說,傳統觀念中認為人的命運取決於前半生、乃至數世行善或行惡所承受的善報或惡報。因此“命運”也常常與“善惡有報”、“福報”、“惡報”聯繫起來。

《易經》有雲:“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秧。”這種觀念讓人努力行善,為自己今後的生活,乃至子孫後代積累功德。“善惡有報”也基於“頭上三尺有神靈”“人間私語,天聞如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等觀念。

相信命運與報應,讓人能夠努力行善,看淡欲望,順天而行,不會為逞一時之快而不計後果。這種思想更讓人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人心生一念,天地必相知,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

對朝代更替來說,中國自有文字以來就不斷留下對後代歷史大事的預言,其準確程度令人十分驚奇和讚嘆。這種“奉天承運”的天命觀也是帝王執政合法性的來源。

中共將“命運”與“報應”批判為“封建迷信”,並禁演宣傳這類題材的戲劇。其依據為無法證實的“進化論”及“歷史唯物主義”假說。中共非常清楚地是,如果一個人恐懼於報應,是絕對不敢一直跟著中共行惡的。

3) 批判柔順與忍讓

“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易經》以“坤”卦來描述大地。大地有“柔順”之德。這種柔順並非無原則地逆來順受,而是順應天道而行。

“柔順”中含“忍讓”之德,“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韓信受辱於胯下的典故流傳了兩千多年,這都反映出中國人對“忍”的推崇。

中共則鼓吹鬥爭,“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靠協商與對話,而是靠暴力和鎮壓,並將敢於報復描述為勇敢。

蘇東坡曾經說過,受了侮辱後就立刻拔劍而起與別人打起來,這是匹夫,根本談不上勇敢,真正勇敢的人,在突然面臨侵犯時,總是鎮定不驚。而且即使是遇到無端的侮辱,也能夠控制自己的憤怒。這是因為他的胸懷博大,修養深厚,志向高遠。

“忍”在傳統文化中是自持、寬容、不記他人之過,但絕不是懦弱和無原則的退讓。

中共主張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實為心胸狹窄、睚眥必報的表現。這非常符合其“鬥爭”精神。這種思路讓社會上的人冤冤相報,人人為敵,這也是造成今天人際關係緊張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人看到幹為剛、坤為柔,剛柔相濟,萬物鹹亨,由是領悟和諧之道。傳統觀念中非常重視“和”。皇宮三大殿,分別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即反映出對和諧、和睦的推崇。

中共的發言人現在也常常把“對話”“協商”“合作”等等掛在嘴邊,這種謊言是鎮壓的另外一面。近者如汕尾事件、漢源事件、陜北油田事件以及對上訪人士、失地農民、拆遷戶、下崗工人的殘酷鎮壓,實則為鬥爭精神的延續,利用屠殺營造“偽和諧社會”。而在另一方面,由於鬥爭已經成為中共賴以存在的主要支柱,一旦尋求對話與和解,中共自身就會解體。

4) 批判傳統社會秩序

中國人從天尊地卑的自然狀態,以及《易經》中“乾坤”與“陰陽”的對應擴展出一套家庭和社會倫理,再從這套倫理中派生出社會秩序。

“尊卑”是中國傳統觀念中的重要部分。按照正統文化,“卑”不一定是壞事。道家一直推崇水的美德,因為水總是“處下”。“處下”的一方是被愛護和保護的一方,處上的一方則是付出的一方。男為強,女為弱;男為剛,女為柔;但剛強不一定意味著好事,道家有“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勝剛強”的說法。

中共一直打亂秩序,謊稱要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但是社會不存在中共意義上的平等。

在社會生活中,一個國家、企業、社團或家庭,總要有人負責任去協調一些事情,有人提出計劃,有人具體執行,這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狀態,也是每個人的智力、體力等綜合因素決定的。而中共將其極端化了,將其描述成階級壓迫和階級鬥爭。所以中共要打亂一切尊卑和秩序,這事實上是無法做到的,這種所謂的“解放”實為製造“混亂”。

舉例來說,倡導男女平等的人也無可否認,在遇到災禍、疫病、饑荒、戰爭的時候,婦女兒童都是首先要保護的對象。如果倡導男女平等,似乎婦女應該和男子受到同樣的對待,這顯然是不對的。當年泰坦尼克號沉沒的時候,婦女和兒童是最先上救生艇的人,即使她們的丈夫也必須以一個男子漢的擔當和輪船一起沉沒。無人對此決定持有異議,這反映出在我們的內心深處並無男女的絕對平等。

推廣到社會生活中,一個企業或者國家需要有決策者,決策者的決議需要執行者去執行;一支軍隊需要司令官,下面的各級軍官和士兵負責執行命令;如果從社會職能來看,確實存在“尊卑”的問題,但 “尊卑”並不必然意味著剝削和壓迫,它也需要上下之間的“仁”和“忠”的美德來維系。

推廣到家庭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傳統的倫理自然承載起一個和諧有序的家庭和社會。

而“平等”從根本上來說,是佛法中的“眾生平等”,是道家的“天道無親”,是儒家的“有教無類”,是西方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機會的平等,而絕非結果的平等。

中共對於“平等”的歪曲宣傳導致了社會的極度失序和混亂;對於“男女平等”的歪曲解釋實則為對婦女的迫害,強迫她們去做力不勝任或者不適合婦女做的工作。例如中共1976年4月出版的《同舊傳統觀念徹底決裂》一書中列出了15位女青年的文章,她們所從事的行業即為本應男子所做的送煤工、屠宰工、裝卸工等, “緊握殺豬刀,能頂半邊天”成了歌頌的對象。

中共治下的社會同時也是極其不平等的社會。由於中共壟斷了一切資源,雖然它號稱人民公僕,實際上人民都被當作奴隸,無論是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官民毫無平等可言。

5) 以財產為衡量道德的重要依據

翻開中國正史的第一章,《五帝本紀》中記載了五帝的德行以及百姓對這些德行的認可和尊敬。這些德行深入人心,流傳數千年,並從漢地流向少數民族地區和其他國家。

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道德和學識是使人獲得聲望和地位的來源。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一個人的人品成為選官的重要指標。漢代的時候實行察舉制,薦舉標準為:“德行高妙,志節清白;學通行修,經中博士;明達法令,足以決疑……”另外還要具有“質樸,敦厚,遜讓,節儉”的美德。至魏晉,官府實行九品中正制,道德也成為選官的重要因素。至隋唐開科取士,對於儒家道德的理解程度也同樣是應試者能夠寫出好文章並由此登上仕途的先決條件。

到了中共建政時,德高望重的鄉紳、行會首領和知識份子反而成了鎮壓和打擊的對象,而一個人的出身是否“根紅苗正”才是獲得社會資源的最重要考量。每個人的道德本來取決於其個人的思想行為,而到了中共那裏,道德成為一個階級的群體性標誌。“誰受窮誰光榮,誰致富誰狗熊,”貧窮代表了天然的正確和正義,代表了受壓迫者、代表了“造反有理”、代表了“革命”最堅決最徹底。

一個人的貧窮和富貴本來是不定的,也可能因為勤奮肯幹和抓住機遇而致富,也可能會因為揮霍而敗家。也可能某人田連阡陌,但數年後卻討飯為生。而中共實行“一刀切”,以它奪取政權的那一刻來劃分階級。

對於富貴的仇視,導致中國人在幾十年的時間裏,以貧窮做為傲視他人的資本。在另一方面,中共在打倒某人時,只需稱此人是地主或者資本家,餘下的話就不用多說了,富貴代表了“剝削”,代表了“鎮壓”,代表了“罪惡”。

幾十年後,共產黨自己顛倒乾坤,號召大家去發家致富。今天的人們不再以富貴為罪惡,轉而以貧窮為可恥。此時評判一個人的好與壞、成功與否也和道德脫鉤,而以人的富裕程度來衡量,誰有錢誰就有本事,哪管這錢是偷來、搶來、騙來、貪污受賄來的、出賣肉體來的或者出賣靈魂來的。“笑貧不笑娼”的結果是讓大家更加不擇手段地撈取財富,之後便沉迷聲色之中,以既得利益者的身份認同中共的統治。

6) 宣揚粗鄙的黨文化

中共治下的許多人以文雅為恥,以粗鄙為榮。

中華民族向來被成為禮儀之邦,人與人之間講文明,重禮儀,人與人見面拱手作揖,文質彬彬。但中共卻號召人們“滾一身泥巴,磨一手老繭,養一身革命蟲”。“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才是最革命。知識份子講禮貌,中共則宣傳“大老粗”。在文明與野蠻之間,中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野蠻。

今天的中國人,不講禮貌,隨地吐痰,公共場合大聲說話,不管有錢沒錢,都要說幾句粗話、講幾個黃段子。出國以後,許多中國人在禁煙區吸煙;在宗教場所嬉戲遊玩,不尊重當地民俗;在飛機、賓館、車船等地高聲接打電話;在大庭廣眾之下脫去鞋襪、挽起褲腿;穿著睡衣出家門;排隊加塞兒等等,以至於在許多國家的旅遊場所,當地人都特意在廁所裏貼上中文的“便後沖水”的提示。這都是中共破壞傳統文化帶來的惡果。

7) 其他受到批判的觀念

中共的批判常常不是理性的批判,而是將思想批判轉變成人身攻擊。然後用“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的歪理邪說將被批判者的思想一概罵倒。而對於思想者的人身攻擊,也僅僅是非常簡單地扣上“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等帽子而已。

中共通過詆毀孔子,隨之否定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仁義禮智信”、“克己復禮”、“溫良恭儉讓”等。許多人在看到這些字眼的時候,想到的不是其本身的內涵,而是高分貝的廣播、鋪天蓋地的大帽子、大字報,以及被批判者的悲慘下場,從而出於恐懼而自覺與這些思想“劃清界限”。

儒家講“仁”,就是要關懷他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對“仁”的批判導致“己所不欲、要施於人”。

中國人崇尚“中庸”。“中庸”絕非中共所解釋的“和稀泥”、滑頭、左右逢源、兩面派,其本意是“常守中道”,即遵循天命,“不可須臾離也”。其中包含學習方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處理好“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的關係,達到“至德”,完全是修身治國之道。在中共那裏,完全扭曲了“中庸”的本義,變成為了保護自己而放棄原則的犬儒。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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