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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體黨文化》緒論及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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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報消息】

 

緒論

在地球的東方,生活著我們中國人,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風俗各異,方言口音千差萬別,是什麼紐帶把我們維繫在一起,使中國人成為中國人呢?顯然不僅僅是地域,更重要的是文化和傳統。數千年裏,中國人同敬天地,祭奠共同的祖先,使用同樣的文字,學習一樣的典籍……在西方人的眼裏,那裏曾經是禮儀之邦。

然而,還是在那塊土地上,今天的中國人卻和歷史上任何時期都不同。從小學到大學,我們使用簡化字編成的教科書,我們的必修課是兩個德國人在一百多年前創立的如何摧毀世界的理論和一個俄國人應用這個理論的暴力實踐,我們曾經被告知一切和歷史傳統有關的物品都叫做“四舊”而應該被燒毀或者砸爛。我們今天的語言、風俗、習慣、思維方式早已和自己的歷史格格不入,和傳統文化格格不入,和世界格格不入,我們不知道自己來自哪裏要去往何方,我們成了一個失去了自我的民族。儘管我們的血脈仍在延續,但是華夏文明的薪火承傳卻已被截斷。從文化上看,中國人已經是亡國奴,這並非危言聳聽。

縱觀歐洲、亞洲各國,在其現代化進程中從來沒有如此徹底地喪失民族性。如果去除了高科技工業化因素,在日本人身上仍可以看到傳統日本人的影子。就是按中國人觀點沒有歷史的美國人,和兩百年前獨立戰爭時也還有很多相似之處。中國人的變化不是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過程,而是強制性的人為的過程和結果。這個變化開始於1949年,一直持續至今。老一代被強制性的放棄傳統,新一代則完全浸泡在這種無所不在的環境中成長,以為中國人、中國文化就是這樣的。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創造出來的文化怪胎——黨文化。

文化一詞本身,很難進行精確定義。現代的“文化”詞義,大約在十九世紀之後才逐漸定型。 1952年,美國的克羅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義的批評考察》一書中給文化下了一個綜合定義:“文化由外顯的和內隱的思維和行為模式構成;這種行為模式通過象徵符號而獲致和傳遞;文化代表了人類群體的顯著成就,包括他們在人造器物中的體現;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傳統的(即歷史的獲得和選擇的)觀念,尤其是他們所帶來的價值;文化體系一方面可以看做活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則是進一步活動的決定因素。”這個定義,被大部分後來的學者所接受。

在這個定義中,文化包括了兩個部分,一是內在的價值觀,二是外顯的和內隱的行為和思維模式。所謂黨文化,指的正是由共產黨價值觀為基礎所支撐而成的思維方式、話語系統及行為模式。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黨文化可包括三種類型:第一種為共產黨強行建構和灌輸的文化;第二種為民眾為了在中共暴力和謊言下生活和自保而產生的變異文化;第三種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進行理論包裝,並推廣普及和充分實踐的文化。

在其他文化系統中,終極價值觀都來源於一個超越世俗的最高權力存在。在古代社會中,擔任這個角色的是神,在現代社會,則由神和法律共同擔任。和所有傳統文化不同,共產黨的價值觀,是一種不斷變動和調整的動態系統,其核心簡單地說就是權力和利益。在黨文化下,我們祖先留下的半神文化,似乎離我們已經無限遙遠,人們不相信那些美好的事物曾經存在過;祖祖輩輩教給我們對天地神明的敬畏,今天已經被戰天鬥地所取代;殊勝的修煉文化,今天被扣上了封建迷信的帽子;歷朝歷代的先人賢哲,被輕易地用階級立場一腳踩翻在地;幾千年來重德行善、仁義禮智信的美好價值,被當成了封建糟粕,成為譏笑嘲諷的對象。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中共的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邪惡黨文化系統。在這裏,道德原則的最高標準是黨的權力和利益。中國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無時無刻不被這個黨文化左右著,人們深受其害而卻難以察覺,更難以擺脫與歸正。

本系列文章將分析中共是如何系統的替代傳統文化,如何系統的進行思想改造,採用何種灌輸手段,以及被改造思想後人們的種種表現。宣傳中常見的黨文化、黨文化的話語系統、生活中的黨文化以及習慣性的黨文化思維這些遍及思想、語言以及行為上的具體表現也將在本文中詳加論述。

落葉歸根,中國人對自己根的尋求和渴望從未停止過。近幾年海外流傳著一句話,“要做中華兒女,不做馬列子孫”,讓無數海外遊子燃燒起對自己民族的強烈的歸屬感。對黨文化進行清醒的反思和拋棄,驅除馬列毒瘤,解體黨文化,回歸中華民族正統文化,恢復民族的神韻,此其時也。

上篇:黨文化是如何建立的

第一章 系統的替代傳統文化

世界上所有的古文明文化,都是由神話開始的。印度幻化萬物的濕婆之舞,雅典宙斯山上諸神的驚心動魄,耶和華維此一念創立世界,埃及太陽神及其萬靈護法,以及中國盤古和女媧的偉大神跡,都是這些古老文明的啟始來源。數千年以來,人類活動也都在神或者諸天的監護和啟示下展開。

中國人稱自己的家園為神州,是神的國度。中國人叫皇帝為“天子”,即天之子,天壇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面積比紫禁城還要大四倍。“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這是《黃帝陰符經》開篇第一句話,或者說是中華民族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句話——體察天道,順天而行,所有道理盡在其中。中國人不但崇拜“天”,而且崇拜的還要是 “天”中那個最老的,是謂“老天爺”,這是中國人對宇宙的敬仰。在中國人的記憶裏,從盤古開天地,女媧造人,到神農嘗百草,神扶持著人類走過了鴻蒙開闢時的艱苦歲月。中華遠古半神文化留下的針灸、易經、八卦等文明,雖經幾千年,今天的人類仍然只能驚嘆而無法完全理解。從軒轅黃帝向神仙廣成子問道,孔子向老子問道,再到佛法東傳,儒釋道為中國人奠定了重德行善的文化內涵,留下了正統的神傳文化。顯然,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人間規則之外還有通往“天”的部分,人們心裏有對冥冥中超越世俗的世界的嚮往,中國人所說的謙卑的真正內涵是對神的敬畏。就連國家發生任何天災人禍,都和“天子”自身的問題有關,皇帝需要自我反省,進行大赦或者是齋戒沐浴禮敬神天。

但是,自上個世紀共產主義禍亂人間,中共奪取政權後,為了維持共產統治,中共展開了全面摧毀中國神傳文化的暴烈運動,系統的替代傳統文化,建立起非自然的黨文化體系。其替代的系統性體現在,中共用“無神論”斬斷中國人幾千年來對神的信仰,又把共產黨的那一套“唯物論”當作認識世界和歷史的基本方法強行灌輸給人們,為暴力和鬥爭找到理論指導,同時按照共產黨的價值觀來判斷精華和糟粕,先進和劣質,全面否定中國正統的傳統文化,使民族失去文化的根,然後在“無神、唯物、沒有文化根”的中國人民面前,宣傳馬恩列斯毛的偉大,大搞共產黨的“人造神”。至此,伴隨著在實踐中用這套變異文化去改造億萬中國人民的思想的同時,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黨文化理論體系就確立起來了。

1. 宣傳無神論

數千年的人類歷史形成了種類繁多的文化體系,和社會制度體系同時並存。在所有的體系當中,人類的終極價值觀都以神靈或者天意的形式,超越世俗的行政權力而存在。國王和皇帝之上,必須有神或者天的認證、監護和指引,是為“君權神授”。在這樣的體系中,神靈和天意作為俗世中價值觀的終極認定和裁判者,對世俗最高權力擁有評判和裁判的功用,使得世俗最高權力無限膨脹的傾向受到限制。同樣,在普通的世俗生活中,神靈和天也同樣扮演了極為重要角色,發揮著規範人類行為,限制人類私欲膨脹的重要作用,也以超越世俗利益的形式存在。縱觀歷史,文化中含有“敬天”、“神權”的因素在世界各地都有體現,即使現代西方社會的民主制度中都隨處可看到基督教文化中“神”的身影。

但是,共產黨認為,傳統的有神論對其執政合法性提出了挑戰。大多數國家的教育體系中,對神的概念採取中立態度,即不承認也不否認神的存在。事實上,科學並沒有否認神的存在,也沒有證實無神論。作為共產黨宣傳無神論的所謂“科學”基礎——進化論——迄今也不過是未經證實的一種假說,要不然,今天的進化論學家們為什麼還一直在致力於尋找證據呢?把完全否定任何超自然存在的“無神論”這樣一種學說上升到整個國家的思想體系高度,只有發生在共產黨這種尋找執政合法性的國家。

於是,在共產黨這裏,沒有了全知全能的造物主,而只有大分子隨機碰撞產生的生命,再經數十億年進化為人,人又依據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經過階級鬥爭而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進化”到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套漏洞百出的說法儘管回答了為什麼要共產黨執政的問題,然而卻與傳統文化對社會、歷史和政權的認識格格不入。

傳統的正教都教化人修心向善,與天地自然和諧共處,而共產黨卻要與天、地、人鬥爭;信仰正教的人有著對天國世界永恒幸福的追求,不看重世間的榮耀和享受,甚至能夠看破生死,而共產黨卻要靠鎮壓和殺戮來恐嚇民眾,用物欲來收買民眾;正教給人樹立的善惡標準更顯出共產黨的逆天而行。因此,共產黨把信仰的存在視為其統治的最大威脅。

列寧的老師、俄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在他1918年4月病危期間口授、蘇聯崩潰之後於1999年11月發表的《政治遺囑》中,就曾明確指出:“列寧為了把一半俄國人趕進幸福的社會主義未來中去,能夠殺光另一半俄國人。為了達到既定目標,他什麼都幹得出來,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同魔鬼結盟。 ”

在這裏,超越世俗、權力和利益的原則和價值觀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權力和利益,為了目標可以不擇手段。八十年代初,中國曾經展開所謂“真理的討論”,其爭論要點之一就是,真理、人道主義,美好、善良等等,是否有階級屬性?在正統的共產黨人眼中,只有符合共產黨利益的,才是值得鼓吹和發揮的道德,否則都屬於應被打倒之列。

宣傳無神論的最大障礙就是各種宗教信仰。因此,中共在奪取政權後就以鎮壓“反革命會道門”的名義向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各大信仰體系舉起了屠刀;並派出特務打入宗教內部成立協會,一方面肆意歪曲宗教經典來迷惑信徒,另一方面宣布效忠於中共的領導,將中共的地位置於宗教信仰的神之上。

人生有三大問題:我是誰,從哪裏來,向哪裏去。傳統信仰對此相應的解釋分別是:神創論,前世今生與天國地獄。無神論的替代品:“神創論”變成了“從猿到人”、“勞動創造了人”;“前世今生”變成了“新舊社會兩重天”;“天國地獄”變成了畫餅充饑的“共產主義”。

在傳統信仰中,“三尺頭上有神靈”,他們以超常的能力監護著人。中共在摧毀人們的信仰後不斷吹噓自己“偉大光榮正確”,“帶領我們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宗教中有救世主,中共則稱從來就沒有救世主,自己才是“人民的大救星”。

正統信仰具有穩定的特性。耶穌說“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中國人則講“天不變,道亦不變”。因此有正教信仰的人會根據其經典來判斷對錯,這種是非標準是穩定的。而共產黨卻需要根據其政治需要,不斷改變或推翻它剛剛還在宣傳的是非標準。共產黨的價值觀最核心的一點是權力和利益,如果不在共產黨權力控制之下,或者不符合其哪怕是臨時的利益,都會被冠以“反動”而加以鏟除。

如斯大林鏟除俄國共產革命領袖之一的托洛斯基,毛澤東鏟除同樣是共產黨領袖的劉少奇,並不是價值觀的問題,而是由於權力歸屬的問題。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大量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共產主義小組”等理論組織被宣布為反動組織,後來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楊小凱就是因為參加這樣的理論小組,而被判刑十年。近年發生在中國的事情,也同樣遵循這樣的軌跡運行。2001年中共江西省委把一本減輕農民負擔的中共中央文件集,宣布為反動刊物,下令全部收繳銷毀。其原因十分簡單,因為這些文件不利於江西省地方政府欺壓農民政策的執行。

從消滅資本家到允許資本家入黨,從“一大二公”到“包產到戶”;從消滅私有制到大力發展私營經濟;從“大鳴大放”到“不爭論”;從 “關鍵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永不翻案”的鄧小平等毛一死就翻了案;“毛主席身邊的人”被毛的衛士長逮捕成了階下囚;“割資本主義尾巴”變成了“發家致富”,每一次改變都是原來的政策已經走入死胡同,再繼續下去就要威脅到中共自身的安全了。

這恰如英國著名作家奧威爾所說:“極權主義國家的特點是,它雖然控制思想,它並不固定思想。它確立不容置疑的教條,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條,因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絕對服從,但它不能避免變化,因為這是權力政治的需要。”

在共產黨體系中,人性和神性的聯繫被徹底斬斷,這些超越世俗權力的評判和裁判的功能被剝奪,原則和道德的認定和裁判成為世俗權力本身的一部分。共產主義者認為,非此不能建立真正牢固的共產黨政權。但是,這樣的價值觀所支撐的人類行為,人性本質弱點所表現出來的所有惡劣部分,不可避免地逐漸被充分發揮和放大,最終演變成為獨一無二的黨文化體系。

2. 宣傳唯物論

無神論作為黨文化的基礎,摧毀了人們對神的正信,而讓中共能夠為所欲為。但是,中共還要走得更遠。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作為共產黨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黨文化的另一塊基石,被唯物論洗腦的中國民眾看到的世界和歷史同過去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論不過是很有爭議的一個哲學流派。出版商愛德華.伯恩斯坦曾把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手稿交給愛因斯坦,請他發表意見,看這部手稿是否應該付印。愛因斯坦看過後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不以為然,認為“要是這部手稿出自一位並非作為一個歷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麼我就不會建議把它付印。”“因為不論從當代物理學的觀點來看,還是從物理學史方面來說,這部手稿的內容都沒有特殊的趣味。”但是,共產黨卻把馬列主義當作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成為教科書裡的必修內容,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馬克思辯證唯物論中的唯物論和傳統的唯物論還不是一回事,他認為傳統唯物論不過是一種唯心的哲學,馬克思的唯物論認為,為了用來改造世界,哲學應該停止紙上談兵式地認識世界,哲學必須參加階級鬥爭。到此,這個唯物論已經不單單是一種哲學,它不但預測了所謂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的歷史進程,還認為達到共產主義必須靠暴力革命。

共產主義理論在出現的時候是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的,要在人間建立“天堂”的理想吸引了無數熱血沸騰的人加入其中,其結果是紅禍流布十幾個國家,十幾億人被奴役,上億人口死於非命。僅用暴力維系的政權不會長久,共產黨在“壞事做絕”的同時還要“好話說盡”,即需要用謊言為血腥的殺戮提供某種“合理性”的解釋。這種謊言經過精密的共產主義理論包裝,顯得如此美妙和貌似完備,它不僅為殺戮辯護,還必須對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科學、教育、社會管理、醫療衛生,乃至住房、養老和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提出一套指導和控制的理論,對於歷史也要提出它的一套解釋。另一方面,中共要對社會各個行業、各個微細胞進行全面控制。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正好為共產黨的暴力革命和鬥爭哲學等等具體行為提供了理論指導。

黨文化的“唯物主義”最初表現為“暴力崇拜主義”。因此我們看到——

馬克思:“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

恩格斯:“機關槍、大炮是最有權威的東西。”

列寧:“暴力比100次辯論更有效。”“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

毛澤東:“槍桿子裏面出政權。”

林彪:“政權就是鎮壓之權,有了政權,百萬富翁,億萬富翁,一夜之間可以打倒。”

現如今,黨文化的“唯物主義”進一步派生出“物質崇拜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最終引向“唯利主義”,它引導人走向真正的道德墮落。當代中國眾多的人,包括許多“知識份子”在內,匍匐於中共的暴力鎮壓和金錢收買政策之下,成了徹底的“唯利主義”者。

迷信暴力和金錢的中共不理解信仰的力量,它對鎮壓的信心也來自於它的“唯物主義”。

唯物主義否定道德的作用,認為沒有超越於人類之上的普世道德。所謂道德都是從屬於某一個階級的,而在中國,道德的定義者和闡述者自然都是共產黨。中共在歷次政治鬥爭中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做法徹底顛覆了普世道德。“道德多少錢一斤?”此乃黨文化教育出來的“唯物主義者”典型的思維邏輯。

唯物主義造成了對生命的漠視。由於不承認人的精神要素,只承認肉體要素,恩格斯認為生命不過是蛋白質的存在形式。一個人死了,不過是一堆蛋白質改變了存在形式而已,沒什麼大不了的,這是共產黨殺人的重要理論基礎。

唯物主義直接否定了良知的作用。信神的人做了惡後都會良知難安,恐懼於神明鑒察、因果報應。而無神論者行惡卻沒有任何顧忌,正如毛澤東所說“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如果沒有了神,能夠懲罰人的只有人間的暴力,特別是當一個人或組織本身就是人間暴力的掌握者,那麼還有什麼惡事是不敢做的呢?

而更重要的,是善惡道德等價值評判,從超越人類世俗存在的神和天意那裏被剝奪,而完全成為世俗權力的一部分,再隨著世俗權力的墮落和聲名掃地,最後完成了以個人利益來判斷善惡好壞的價值觀轉變。

黨文化認為“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因此經濟發展必將導致政治文明、民主完善、法制健全、道德昇華、文化繁榮,這種徹底的黨文化“唯物主義”思維方式,已經被我們親眼所見的與幾十年改革開放伴生的政治腐敗、專制橫行、道德淪喪、文化雕零、司法系統淪為專制幫兇等現象徹底證偽。

中共用經濟發展為自己辯護的時候常常陷於一種兩難的困境中。當你指責中國民主與法制建設缺位,信仰、言論、結社等基本自由被國家暴力殘酷而無恥地剝奪時,中共會以經濟不發達、教育水平低、人民素質差為理由。

果真如此嗎?

“我們再不應該以為,只要船堅炮利就能算是強大的國家。我們必須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個力量。一切財富,一切國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結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強大的力量。”“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

這兩段切中時弊的文字,出自中共自己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只不過印刷時間分別是1944年3月5日和1939年2月25日,針對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戰時特別狀態所作的批判。

可見,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前,從來不認為民眾的經濟狀況和教育程度是實現民主的障礙,而現在的經濟狀況和教育程度總要比抗日戰爭或國共內戰期間好得多,怎麼反而成為障礙了呢?

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高喊“唯物”的中共,本身就並不“唯物”。講究“物質決定意識”的中共,從來都把作為意識形態的宣傳部門看得比農業部門要重要得多。在唯物主義的旗幟下,中共卻一再犯著“唯意志論”的錯誤——“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一天等於二十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等。彭德懷因認為這些口號“浮誇”、“小資產階級狂熱”,以及不符合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被毛澤東將其打為“反黨集團”,並在全國開始“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最後直接導致了三千多萬人餓死的大饑荒,這實乃中共“唯心”的結果。

1960年林彪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這是我軍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個軍隊建設的方向。”“四個第一”的提法將思想置於物質之上,毫無疑問屬於“唯心主義”,毛卻誇獎說“誰說中國人沒有創造?四個第一好,這是個創造。”1964年2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全國都要學習解放軍”中大力提倡“解放軍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堅持‘四個第一’的原則……這些都是解放軍無往而不勝的原因。”

時至今日,中共還在吹噓“三個代表”,聲稱這幾十個字“形成了一個系統的科學……”是共產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中宣部部長稱“必須下大力氣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為廣大幹部群眾的行動指南,成為我們各項工作的根本指針。”以至於在某農村牆壁上,都赫然出現大標語——“用‘三個代表’指導我們的屠宰工作”。

無論是“唯物主義”和對民主的講述,都被置於共產黨的另一大理論系統中,這就是辯證法。辯證法的功能,是如何把“白”說成是“黑”。因為“白”有不同的“白”,因此白有白白、灰白、深灰白、黑白等等不同的分別,所以一般人認為的“白”,大部分屬於灰白和黑白,因此,相對於白白來說,大眾認為的白實際上是黑的一種。“白”於是變成了“黑”,最後,白變成了比黑還要黑的黑。這種白馬非馬,灰白非白的遊戲充斥在共產黨的話語系統中,並且被大多數人潛移默化地接受。因此,跛足的市場經濟被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共的獨裁專制被稱為“社會主義民主”,專政成了“人民民主專政”,侵犯人權成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總之,在附加了前綴之後,便可以任意修改原詞的定義。這類被“辯證”過的荒謬概念過去在中國大陸泛濫,今天仍然在繼續發生。

3. 否定傳統文化

正如緒論中所描述的那樣,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半神文化。神傳文化反映在中華文化的諸多方面,也深深紮根在民間生活當中。在世俗的另一半中,中國人把社會倫理作為一種信仰,忠孝仁義,是確定道德高下品德高低的最重要標準。

在中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足以使單個的人無法在社會中繼續存在。詩經《周頌》有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的命令,永遠是非常地嚴肅。在中國古代,神靈常以具名和不具名的形式,隱藏在“天”的後面,中國人堅信,道德和世俗生活的最終裁判者,無疑是“神”。

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後,中國民間遂逐漸堅信天堂地獄和輪回轉世、善惡有報。這些觀念和中國人對倫理的堅持形成一個共同的價值基礎,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

中國文化中更為重要的部分,由中國傳統知識份子承擔。這一部分,以歷史作為鑒往知來和預知盛衰興替的基礎。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那樣重視歷史。從中華民族創造文字之初,記述歷史就成了歷代最重要的工作。造字的倉頡就是軒轅黃帝的史官。春秋亂世,齊國的伯、仲、叔、季四位太史中有三個被殺了頭,只為了寫下一句真話:“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竹簡寫字十分不易,司馬遷硬是在受了宮刑後,藉著昏暗的油燈在竹簡上寫了五十多萬字的《史記》。自漢代以降,“隔代修史”的傳統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有著連續而準確的信史的國家。

歷代修史之人都為當時之大儒,要求兼備“史學、史識、史才、史德”。記事之後常有“太史公曰”或者“臣光曰”之類的評論,這類評論體現了作者站在儒家觀點上對一件事情的是非評斷。因此,中國的史書不僅僅記錄了真實的歷史事件,也不僅僅是包括了當時的官制、天文、地理、水利、商業、兵法、音樂、科學等方面的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其中更包含了修史者所抱持的儒家道統。

這種儒家的歷史觀承載了厚重的中華傳統文化,也是中共一開始就要立即消滅的對象。而共產黨消滅中國文化的一大武器,是歷史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將歷史的發展解釋為“階級鬥爭”的結果和生產力及生產關係矛盾的結果,並“預言”無產階級將在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建立政權,而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自然就成了掌權者。按照這種階級分析的方法,古代帝王和知識份子無論作過多少好事,因為代表了剝削階級,所以都應該受到否定和批判;而暴動造反者,無論他們殺害了多少人,奸淫了多少婦女,因為他們是無產階級或被壓迫者,所以都受到鼓吹和讚揚;而歷代為民請命的清官,卻被中共認為緩和了“階級矛盾”,延續了所謂地主階級的統治,而受到比那些無惡不作的貪官更嚴厲的批判。

中國人相信“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以及“善惡有報”,認為富貴名利都是因前世今生的所作所為積下的因果。無論是富貴還是貧窮,“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因此並不存在共產黨“階級鬥爭”史觀所灌輸的“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包容的文化,儒釋道三教並存,儒家學說中,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並存,道教中南方的正一教與北方的全真教並存,佛教的禪宗、凈土、天臺、華嚴等不同的宗派並存,乃至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猶太教、回教等也都和中國文化和睦相處。這都顯示出中國人海納百川,以和為貴的精神。在中國從未發生過不同宗教之間的戰爭,和宗教內部不同教派的戰爭。

這種包容思想與中共的鬥爭思想截然對立,因此是必須消滅的對象。

中共並非為“鬥爭”而鬥爭。這裏至少有兩個目的:人們在互相的鬥爭中失去信任,變成一盤散沙,便於中共控制;更重要的是,中共耍了一下趙高“指鹿為馬”的權術。承認“指鹿為馬”的趙高可放心重用;沉默不語的人顯然良心未泯,趙高要加以排斥;反對者都被趙高殺掉。然而,趙高的“指鹿為馬”只是宮廷權術,而中共的“指鹿為馬”卻成了強迫全民參與的“大眾文化”。

如“土改”、“鎮反”、“工商業改造”、“戲劇界的改制改人改戲”等諸多運動,都是一次次“指鹿為馬”的檢驗。每個人都必須參加、必須表態。在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中,不跟中共站在一起的就立即成為鬥爭對象。

道家崇尚“真”,佛家以修“善”為本,孔子主張“仁”與“信”。而共產黨的歷史就是“假、惡、鬥”的歷史。按照中共1987年通過的檔案法第十九條規定,一般檔案超過三十年即可解密,普通公民皆可查閱,然而中共至今仍不敢開放涉及抗日、內戰、鎮反、土改、大饑荒等歷史檔案、不敢公布毛、周與斯大林簽訂的中蘇密約,無非是害怕用謊言掩蓋的罪惡曝光而已。

唯物主義對於精神領域顯得非常蒼白無力。其中“美”就是一個例子。雨後的彩虹,夕陽下的晚景,在唯物主義中只能被分析成為電磁波的不同光譜;愛情,被歸結為人類自身荷爾蒙的變化;人類的高貴情操,則被理解成瑣碎庸俗的小恩小惠。

從本質上來說,任何的人性美好都是共產黨統治的障礙,以至於中共發明了一個常含負面意義的詞匯——“人性論”。黨員需要以“黨性”壓過“人性”,對於普通人來說,“人性”也是革命不徹底的表現。

在中共的文藝宣傳中,曾經高舉“禁欲主義”的大旗,否定愛情、否定家庭。但最近十多年中共已經從“禁欲主義”進行了180度的大轉彎,變成鼓勵“縱欲主義”。這些看似與中共以前的做法互相背反的政策,卻出自於同樣的原因——過去讓人禁欲的目的是為了讓人效忠共產黨,讓黨性高於家庭、高於人性;如今共產意識形態破滅,中共鼓勵人沉迷於黃賭毒、一夜情、包二奶,則是為了淪喪人的道德,在縱情的享樂中無暇反對共產黨。這樣的“左右互搏”在中共的統治歷史中比比皆是,背後維護中共統治的目的則一以貫之。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家庭倫理,這種家庭倫理關注的是親情,是仁愛。在共產黨的宣傳中,則是以階級感情來取代親情和友情。如李玉和所唱“人說道世間只有骨肉的情義重,依我看階級的情義重於泰山”。所謂“親不親,階級分”。互相成為“同志”者,即成為革命大家庭的一員,反之則是堅決鎮壓的對象。是“同志”還是“敵人”,簡單的二元對立關係劃分了一切社會關係,淩駕於親人或朋友關係之上。當階級鬥爭需要時,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用檢舉、批鬥、毒打自己的親人來表示自己階級性強於人性,向黨表示效忠。

在中共的宣傳中,“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強咽下,仇恨入心要發芽”,類似的歌詞充斥中國。仇恨是共產主義的動力之一,也是一種更為重要的共產主義情感,仇恨的反覆灌輸成為中共各種群眾運動的動力所在。人類普世的同情、關愛、善良等等,因此成為共產主義天然的敵人,必須加以鏟除。

4.宣傳馬恩列毛的偉大

在確立了無神論和唯物論兩大黨文化的理論基石之後,通過全面否定神傳文化,黨文化的體系就“萬事具備,只欠東風”了——民眾在信仰上形成了一個空白,共產黨一定要造出自己的“神”,注入到民眾的思想中去,填補這個真空。正是通過這種造神運動,共產黨這種政教合一的邪教組織體系全部完成,畫“神”點睛之後,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黨文化就終於活起來禍害人間了。

儘管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如“黃巾軍”、“太平天國”之類政教合一的政權,然而這些政權都沒有統一中國,更沒有把他們的教義推廣到其組織之外。而中共是唯一奪取了全國政權,並用暴力手段強迫人接受其教義的“政教合一”的組織。其教主就是中共在各個時期的最高掌權者。在“偉大領袖毛主席”之後,還有過兩年的“英明領袖華主席”。造神詞匯永遠被用來修飾共產邪教的教主。因此相繼成為“革命導師”的馬恩列毛就是理所當然的造神對象。他們被冠以“解放者”或“救世主”的榮譽,捧上神壇。

神是全知全能,不犯錯誤的。中共在造神過程中也在樹立自己“偉大光榮正確”的形象。因此,中共最高領導人如果在位的話,是不可能真地認錯的。因其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就在於他的“一貫正確”,一旦認錯,就會造成合法性的喪失。而在另一方面,人不是神,不可能不犯錯誤,此時撒謊就成了必不可少的辦法。

造神中完全否定任何超自然的存在的另一個辦法,就是偽造歷史。舉毛澤東為例,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狼奔豕突,四處逃竄。這一場失敗大逃亡,在共產黨的教科書中被宣傳成了“北上抗日”。明明是在“九一八事變後”三個月,毛澤東就在井岡山成立了分裂國家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到了西安事變的時候,卻成了“逼蔣抗日”的英雄。這種對歷史的偽造給毛澤東套上了“民族英雄”的光環。

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挑戰毛澤東左傾冒進和浮誇。這種對共產黨領袖的挑戰一旦成功,“造神運動”就會失敗,如前所述,會直接挑戰中共的執政合法性問題。因此,毛周等人在發動對彭德懷的批判後,更加失去理智的宣傳“躍進”,直接導致了從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那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饑荒。

中共不但通過文字,還動用戲劇、電影、歌曲、音樂等形式造神,用語錄歌、忠字舞造神、用“早請示、晚匯報”造神,用敲鑼打鼓歡迎“最高指示”造神。時至今日,中共仍然在用“反覆學習”、“深刻領會”、“貫徹實施”、“抓好落實”之類的宣傳,對待江澤民或胡錦濤的“重要講話”,實則為對現任領導的造神運動。

無神論的推行來自十九世紀的進化論學說(進化論的謬誤將在稍後的章節中述及)。所謂“唯物”並非完全否定精神的力量,而是否定超越人類之上的一切存在,即神的存在。

至此,來源於信仰經典的道德標準,包括東方佛教中的善、道家的真、儒家的“克己”與“和為貴”、西方的摩西十誡等等全部失去了依托。於是,道德標準變成了“人”們可以不斷改變的行為準則。

共產黨社會中,價值觀和道德的解釋權落到了最高統治者手中,一切與中共價值觀抵觸的普世道德,都可以輕易被中共扣上偽道德、封建殘餘、資產階級人性論等等各種帽子,而後中共自己再站在解釋道德的制高點,冠冕堂皇地進行批鬥鎮壓。

既然中共“偉光正”,一切“黨文化”就必須歌頌這種“偉光正”。然而另一方面,中共又是一個血債累累、邪惡至極的邪教組織。在失去道德坐標的情況下,歌頌共產邪教“偉光正”的文化,可想而知,會給人的道德造成什麼樣的混亂,會對社會風氣起到怎樣惡劣的導向作用。

在中共的宣傳中,馬克思不僅僅是革命家、哲學家、科學家,而且是一個道德上的完人。然而實際情況卻遠非如此。1843年貴族小姐燕妮嫁給了25歲的馬克思,還帶來了陪嫁的女仆琳衡。一向對“剝削”假裝深惡痛絕的馬克思,不但心安理得地花著當資本家的恩格斯“剝削”來的錢,無償占有著女仆琳衡的勞動,並強占琳衡的身體在1850年產下一個私生子。當時,燕妮因為此事和馬克思吵得不可開交,於是馬克思把眼光投向了老朋友兼單身漢恩格斯。為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聲譽,要恩格斯替罪,私生子用恩格斯的名字命名,由恩格斯寄養在工人之家。吃了啞巴虧的恩格斯臨死之前得了喉癌,不能說話,在一個紙盤上寫下了:“亨利.弗來迪是馬克思的兒子,圖西把她的父親理想化了。”弗來迪就是馬克思的私生子,而圖西是馬克思的女兒。這段醜事,現在已經在東德的博物館裏展出了。

2004 年6月的《歐洲神經學學報》(Th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上披露,三位以色列醫師參考歷史資料得出結論:列寧在領導1917年的10月革命之前,就在歐洲感染了性病梅毒,並終於在1924年斃命。所參考的歷史資料包括列寧在歐洲和蘇聯的治療醫生的記載、列寧的健康狀況材料及被研究者稱為“政治宣傳”的驗屍報告。研究者之一的精神病醫生勒納(Vladimir Lerner)對紐約時報記者說:“如果你消去列寧的名字,而把其症狀拿給任何一位精通傳染病的神經學家看,他會說,‘梅毒’。”

中共黨員在文革以前似乎都是禁欲主義者,但毛澤東有三個老婆當無疑問:楊開慧沒有死,就娶了賀子珍;還沒有與賀子珍離婚,就娶了江青。 1994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二十二年之久的李志綏出版《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披露了毛澤東縱情聲色犬馬、糜爛透頂的生活。書中提到毛“一貫以女人為玩物”,征召大批美麗、年輕的女孩入宮,“女人像上菜般輪番貢入”。

毛澤東的衛士宣稱毛在大饑荒的時候不吃肉,以示和人民同甘共苦。而事實上毛在大饑荒已經發生的1959年,指示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為他修建了滴水洞行宮,其代號為“二○三工程”。從1960年下半年啟動到1962 年,建築面積共3638.62平方米的一、二、三號主體工程連同韶山沖至滴水洞公路,同時竣工,耗資1億。這些金錢如果購買糧食,湖南省就不會在那三年中至少餓死150萬人。

共產黨領袖的荒淫生活當然不會僅僅侷限在縱欲方面,其權謀、冷酷、驕奢淫逸因為缺少信仰約束、道德約束、媒體監督,所以利用國家權力行起惡來,其後果就極具災難性。且其低下墮落的品質所起到的示範作用,帶動社會道德急速下滑。

“造神”成為個人獨裁的基礎,因為神不會犯錯誤,共產黨的領袖也自然要被裝扮成真理的化身,其他人只要盲從就可以了。於是“一言堂”被合理化,一個大腦代替了幾億大腦,災難性的後果得不到糾正。獨立思考變成了一件危險的事情,因為可能會得到中共不想讓人得出的結論,於是人們隨大流、跟風等等,自己的人生自己不做主。一切問題唯中共馬首是瞻,或等待組織決定。

造神的另一個後果,就是許多人在被迫害很嚴重的時候,仍然“相信組織相信黨”。當信神者被迫害時,他們可以對著心中的神去祈禱,寄希望於神的公義,而無神論者被迫害時,他們無法尋找更高的道德權威,而陷於一種孤立無援的境地。此時人只好自我安慰說:中央是好的,“組織上會搞清楚的”。這種自欺欺人,也是中共自我神化的結果。

有神論者遇到困境時,會祈禱,甚至到寺院道觀中燒香許願。無神論者無處可去,於是“有困難,找組織”,希望黨來解決問題,卻不知黨才是問題的真正製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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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奪取政權之初即壟斷媒體和教育,以一言堂的方式灌輸“無神論”和“唯物論”,對傳統信仰進行取締、歪曲和鎮壓,對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改造,對傳統文化進行多方抹黑,貶成“封建”、“迷信”,一概罵倒,操縱暴力機器消滅不肯服膺於黨文化的出家人或知識份子,或者利用切斷生活來源的方式脅迫反對方臣服,再通過個人崇拜的造神行動填補人信仰需求的真空。在中共眼裏,認同哪一種文化,並非是一個學術問題或單純的觀點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階級立場的問題。至文革後期,黨文化終於磨礪成熟,對傳統文化的系統性替代也達到了中共希望的程度。劣幣驅逐了良幣,新生一代都在黨文化教育中長大,對正統文化和觀念更是懵然不知。

2006年9月24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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