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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評之六】評中國共產黨破壞民族文化(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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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報消息】(編者按:鑒於中國大陸體制內高層的一些網友強烈要求再次刊登《九評共產黨》,故此重登。他們說要求重登的原因是因為有些人真不知道共產黨是甚麼,有些人是故意把中共和所有黨官混淆起來打。讓他們這些在暫存體制下真心想利用權力為人民做點好事的官員無所適從。

這些官員來信說,我們是有理想的,戈爾巴喬夫1999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國大學研討會演講中的講話極大的鼓舞了我們,他說:「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的共產主義。我的妻子在這方面堅定了我的信心,她有這種觀點比我還早。我只有身居最高層職位,才能為此有最大的作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努力往上爬。」這些官員說,希望重新刊登《九評共產黨》,讓更多人清醒起來,真正明白共產黨是甚麼,而不再人云亦云。)

 



紅衛兵砸毀孔子像 (大紀元配圖)

 

目錄


九評之六:評中國共產黨破壞民族文化

 


前言
一、共產黨為甚麼要破壞民族文化
二、共產黨如何破壞傳統文化
三、黨文化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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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與人種和土地這些物質要素同樣重要的精神要素。

一個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發展史,民族文化的徹底摧毀意味著一個民族的消亡。人類歷史上那些創造出輝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許他們的人種依然幸存,但是他們的民族卻隨著其傳統文化的消失而灰飛煙滅。而中國作為世界上唯一連續傳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對其文化的破壞就更是一種巨大的罪行。

“盤古開天地”、“女媧造人”、“神農嘗百草”、“倉頡造字”,奠定了神傳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脈;“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兩千多年前的孔子設館授徒,把以“仁義禮智信”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傳與社會。公元一世紀,“慈悲普度”的釋教佛法東傳,中華文化變得更為博大精深。儒、釋、道三家思想交相輝映,使盛唐時期達到舉世矚目的輝煌。

 


(大紀元配圖)

雖然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擊,其傳統文化一直表現出極大的融合力與生命力,其精華代代相傳。“天人合一”代表著我們祖先的宇宙觀;“善惡有報”是社會的常識;“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為人的起碼美德;“忠孝節義”是人生於世的標準;“仁義禮智信”成為規範人和社會的道德基礎。在這樣一個前提下,中華文化體現出誠(實)、善(良)、和(為貴)、(包)容等優點。“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親)、尊師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內涵。中華傳統文化追求天人和諧,重視個人的修養,以儒釋道的修煉信仰為根,能夠包容,能夠發展,能夠維護人間道德,能夠使人有正信。

與法律這種剛性約束不同的是,文化約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於犯罪之後的懲罰,而文化對於道德的育化卻起著預防犯罪的作用。一個社會的倫理價值觀常常是通過文化具體反映出來。

在中國歷史上,傳統文化達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華國力鼎盛的時期,科學也因此在世界上獨領風騷。當時歐洲、中東、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長安學習,周邊國家則以中國為宗主國,萬國來朝,重譯款塞。秦朝以後,中國常常被少數民族占領,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數民族割據的朝代,但是他們幾乎都被漢化,這不能不說是傳統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說:“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唐太宗接見吐蕃使者(大紀元配圖)

從中共1949年竊據政權開始,就傾國家之力開始了對我們民族文化的破壞,這絕不是它出於工業化的狂熱、或希望靠攏西方文明而幹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識形態上與民族的傳統文化勢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壞就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並且是以國家暴力作為後盾的。從建黨到現在,中共對中國文化的“革命”從來都沒有停過,也確實企圖徹底“革”中國文化的“命”。

更為惡劣的是,中共對傳統文化一直採取偷梁換柱的辦法,把從古到今,人在背離傳統文化後產生的宮廷鬥爭、權謀詭計、獨裁專制等等“發揚光大”,創造出一套它們的善惡標準、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並讓人認為這種“黨文化”才是傳統文化的繼承,甚至利用人們對“黨文化”的反感而使人進一步拋棄中國真正的傳統文化。

這給中國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約束,更被中共強行灌輸了其邪惡學說。

一、共產黨為甚麼要破壞民族文化

(一)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信仰為本道德為尊

 


(大紀元配圖)

中國人真正的文化是五千年前由黃帝開創的,因此把黃帝稱為“人文初祖”。實際上黃帝也是中國道家思想(“黃老之學”)的創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響,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朝聞道,夕死可矣”。記述天地、陰陽、宇宙、社會和人生規律的《周易》被儒家奉為“群經之首”,其中的預測學連現代科學也難望其項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禪宗思想對知識份子潛移默化,影響巨大。

儒家思想是傳統文化中“入世”的部份,重視家庭倫理,其中“孝”又占了極重的份量,“百善孝為先”。孔子倡導“仁、義、禮、智、信”,但又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

家族倫理可以自然擴展為社會倫理,“孝”向上延伸為大臣對君主的“忠”,所謂“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悌”是兄弟之間的關係,可以橫向延伸成朋友之間的“義”。儒家倡導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為君主對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傳統得以保持,社會倫理也就自然得以維系,“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佛家和道家思想則是傳統文化中“出世”的部份。佛、道對普通民眾生活的影響可以說無處不在,與道家思想淵源甚深的中醫、氣功、風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國地獄、善惡報應等等思想與儒家倫理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

儒、釋、道信仰給中國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穩定的道德體系,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這套道德體系是社會賴以存在、安定和和諧的基礎。

屬於精神層面的道德常常是抽像的,而文化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對道德體系進行通俗化表達。

以四大名著為例,《西遊記》本身就是神話;《紅樓夢》開篇是大荒山無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通靈寶玉的對話,這段神話是貫穿《紅樓夢》的線索;《水滸傳》開篇講“洪太尉誤走妖邪”,這段神話是水泊梁山一百單八將的來歷;《三國演義》開始講天災示警,以“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觀結尾。余者如《東周列國志》或《說嶽全傳》也都以類似的故事開頭。

這絕非小說家們在創作時的巧合,而是中國知識份子對於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們的文化作品對於後人存在著深遠的影響。以至於中國人談起“義”的時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個概念,而是關羽這個“義薄雲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約三事”、“白馬之圍”、“過五關、斬六將”、“華容道”,最後敗走麥城,“義不屈節,父子歸神”等故事。談起“忠”的時候會自然想到嶽武穆“精忠報國”,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等等。

 


(大紀元配圖)

傳統價值觀中對“忠義”的讚美就這樣通過知識份子創作的精彩紛呈的故事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抽像的道德說教,通過文化的方式具體化,形象化。

道家講“真”,佛家講“善”,儒家講“忠恕”、“仁義”,“外略形跡之異,內證性理之同,……無非欲人同歸於善”。這才是“儒釋道”信仰為根的傳統文化最有價值的地方。

傳統文化中貫穿著“天、道、神、佛、命、緣、仁、義、禮、智、信、廉、恥、忠、孝、節”等等,許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識字,但是對傳統戲劇和評書卻耳熟能詳,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間百姓獲得傳統價值觀的重要途徑。因此,中共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就是直接毀去中國的道德,也是在破壞社會安定祥和的基礎。

(二)共產黨邪說與傳統文化的對立

共產黨的“哲學”可以說和中國真正的傳統文化截然相反。傳統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認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佛家和道家思想都是有神論,相信生死輪回、善惡有報,共產黨不但信奉“無神論”而且“無法無天”;儒家重視家庭觀念,而《共產黨宣言》中明確表示要“消滅家庭”;傳統文化“明夷夏之辨”,《共產黨宣言》鼓吹“取消民族”;儒家文化重視“仁者愛人”,共產黨主張階級鬥爭;儒家主張忠君愛國,而《共產黨宣言》卻倡導“取消祖國”。

共產黨要想在中國奪取並鞏固政權,就必須要先使其敗壞人倫的思想在中國立足,正如毛澤東所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中共也看到了,共產“學說”這個完全靠槍桿子支撐起來的西方思想垃圾無法和中國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分庭抗禮,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中華文化徹底摧毀,馬列“主義”方可在中國登堂入室。

(三)民族文化妨礙中共的獨裁

 


(大紀元配圖)

毛澤東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民族文化的存在無疑是中共“無法無天”的巨大障礙。

傳統文化中的“忠”絕不是“愚忠”。在民眾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還有“天”。皇帝並非永遠正確,所以才需要設立諫官指出皇帝的過失,同時中國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記錄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為帝王師”,皇帝做得好與不好是用儒家經典來衡量的。甚至在昏君無道的時候,人們可以起來去推翻他,一如成湯伐桀、武王伐紂,這從傳統文化的角度來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文天祥被俘後,原宋朝皇帝親自出面勸降,文天祥不肯,因為儒家講“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這都是獨裁的中共無法接受的,因為它希望“神化首要分子”(即“個人崇拜”),不希望在它之上還有“天”、“道”、“神”等在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去約束它;它知道用傳統文化的標準去衡量它的所作所為都是逆天叛道、罪大惡極的,只要傳統文化還存在,人民就不可能稱頌它“偉大光榮正確”;知識份子就會保留“文死諫”、“舍生取義”、“君輕民貴”等價值標準,而不會變成它的應聲蟲兒;全民就無法“統一思想”。

傳統文化中對於天地自然的敬畏,是中共“改天換地”、“戰天鬥地”的障礙;傳統文化中“人命關天”式的對生命的珍視,是中共搞“群體滅絕”恐怖統治的障礙;傳統文化中“天道”才是道德善惡的最終標準,這等於剝奪中共對於道德的解釋權。因此中共認為傳統文化是它維持政權的巨大障礙。

(四)傳統文化挑戰中共的執政合法性

傳統文化中包含“有神論”和“天命論”。承認“天命”就得證明自己是“有道明君”、“奉天承運”;承認“有神論”,就得承認“君權神授”。而中共的執政理論是“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中共宣傳“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宣揚“共產主義”是“人間天堂”,而通往“人間天堂”之路就是依靠“無產階級先鋒隊”即共產黨的領導。承認有神論等於直接挑戰了中共的執政合法性。

二、共產黨如何破壞傳統文化

中共的一切都是為其政治服務的。為了攫取、維護和鞏固其暴政,中共需要用邪惡的黨性取代人性,用“假、惡、鬥”的黨文化替代中國的傳統文化。這種破壞和替代不僅包含著毀壞看得見的文物古跡和古籍,更是從人的行為、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改變人們傳統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而在另一方面,卻把文化上無關緊要的表象視為“精華”保留下來,再以這些“精華”為門面,將其背後的內涵用黨文化偷梁換柱,然後打著“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的幌子欺騙人民和國際社會。

(一)三教齊滅

傳統文化既然以儒、釋、道思想為根,中共破壞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清除他們在世間的具體體現──宗教。

三教在歷史的不同時期都遭到過破壞。以佛教為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四次大的法難,史稱“三武一宗”滅佛。但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都是興道教而滅佛教;北周武帝佛道教一起滅,但卻尊崇儒教;周世宗滅佛其實僅僅是為了用佛像鑄錢,對於儒教和道教都未觸及。

唯有中共,三教齊滅。

中共在建政之初就開始毀寺焚經,強迫僧尼還俗,對其它宗教場所的破壞也從未手軟。到了六十年代,中國的宗教場所已經寥寥無幾。文革時“破四舊”就更是一場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舉例來說,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是東漢初年在洛陽城外營建的白馬寺,為中國“釋源祖庭”。“破四舊”時它自然難逃洗劫。“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去革命,亂砸一通,一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玉馬被砸爛。幾年後,柬埔寨流亡君主諾羅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馬寺,周恩來趕緊下令將北京故宮裡的貝葉經和京郊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十八羅漢運到洛陽,來個冒名頂替,才解決了外交難題。”(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大紀元配圖)

1966年5月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確實是在革中國文化的命。從當年8月份開始,“破四舊”的烈火燒遍中華大地。寺院、道觀、佛像和名勝古跡、字畫、古玩作為“封、資、修”立即成為紅衛兵們的主要破壞對象。以佛像為例,北京頤和園萬壽山頂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經“破四舊”,竟然都五官不全,無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國都如此,連偏遠的縣城也不能幸免,“山西代縣有個天臺寺,建於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間,塑像、壁畫甚為珍貴。雖然地處遠離縣城的山溝,‘破四舊’者不畏艱險,前去將塑像、壁畫一掃而空。……陜西周至縣境內,有兩千五百年前老子講經授學並留下傳世之作《道德經》的樓觀臺。……以他當年講經的‘說經臺’為中心,方圓十裏之內,散布著五十多處古跡,包括唐高祖李淵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歷史的‘宗聖宮’。如今樓觀臺等古跡被破壞,道士們則全都被迫離開。按教規,道士出家後永不得刮鬍子、剃頭。現在則被迫剃頭、脫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員,有的還成了當地農家的上門女婿。……山東嶗山道家聖地,太平宮、上清宮、下清宮、鬥姆宮、華嚴庵、凝真觀、關帝廟等,‘神像、供器、經卷、文物、廟碑全被搗毀焚燒。’……吉林市文廟是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破四舊’中嚴重受損。”(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二)特殊的滅法方式

 


(大紀元配圖)

列寧說,“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中共作為一群馬列子孫,對這句話自然心領神會。

釋迦牟尼佛在《大般涅槃經》中預言他涅槃之後,將有魔王轉生成和尚、尼姑與男女居士壞亂佛法。我們當然無從考證釋迦佛具體所指,然而中共對佛教的破壞確實是從“統戰”一些出家人開始的。它甚至派出地下黨員,直接打入宗教內部進行破壞。文革的一次批判會上,就有人質問時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的趙樸初,“你是共產黨員,為甚麼信佛教?”

釋迦佛通過“戒定慧”而修成無上正等正覺,因此在涅槃前,他諄諄教誨弟子要“護持禁戒。勿得虧犯。”並警告說“破戒之人。天龍鬼神。所共憎厭。惡聲流布。……死即隨業受地獄苦。經歷劫數。然後得出。復受餓鬼畜生之身。如是轉轉無解脫期。”

佛陀的警告成了政治和尚的耳旁風。1952年,大陸成立“中國佛教協會”時,中共派員出席,會中許多教徒,提出佛教的清規戒律應該廢除,並說這些典章害死了許多青年男女。更有人主張“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飲酒食肉,也都應當自由,誰也不能管。”當時與會的虛雲法師看到佛教將因此面臨消亡的危險而挺身抗辯,要求保存戒律和佛教服飾。正是這位虛雲法師曾被誣為“反革命”,拘禁在方丈室內,絕其飲食,大小便均不許外出,還被勒令交出黃金、白銀和槍械。虛雲在回答“無有”後,慘遭毒打,頭破血流,肋骨折斷。當時虛雲已經112歲了。軍警將他從榻上推倒在地,第二天再來,看見虛雲未死,又予毒打。

1952年成立的中國佛教協會與1957年成立的中國道教協會,在其發起書中都明確表示要“在人民政府領導下”,實際上就是在“無神論”的共產黨領導之下。同時兩教都表示要積極參加生產建設,貫徹政府政策等等。完全成為了一個世俗化的組織。而那些精進持戒的出家人卻被扣上反革命分子、會道門的帽子,在“純淨佛道教隊伍”的革命口號下被監禁、勞改、乃至處死。即使如西方傳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也無法幸免,“根據1958年出版之《中共如何迫害基督教》一書統計,僅以書面透露的資料顯示,大陸神職人員被冠上‘地主’、‘惡霸’罪名而殺害的,竟達八千八百四十人,因而遭勞改的達三萬九千二百人;被冠上‘反革命’罪名而殺害的,達二千四百五十人,因而遭勞改的達兩萬四千八百人。”(百志《中共打壓宗教的理論與實踐》)

宗教無疑是出世修行的法門,注重的是“彼岸”和“天國”。釋迦牟尼曾是印度王子,為尋求清凈寂滅的解脫放棄王位入山林苦修;耶穌成道前,撒旦帶他到一座山上,把天下萬國的榮華指給他看,並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耶穌卻不受誘惑。然而被中共統戰的政治和尚、政治牧師卻編出了“人間佛教”、“宗教是真理,社會主義也是真理”等一系列謊話,和“此岸與彼岸並不矛盾”的說詞。鼓勵出家人追求現世的幸福與榮華富貴,改變宗教的教義和內涵。

佛教戒殺,中共“鎮反”時殺人如麻,政治和尚於是編造出“殺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的說法。甚至在“抗美援朝”期間,直接把僧人送上前線殺人。

再以基督教為例,吳耀宗在1950年搞了個“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教會,號稱要脫離和“帝國主義”的聯繫,並積極投身“抗美援朝”。他的一個好朋友因為不肯加入“三自”而被關進監獄二十多年,受盡毒打欺淩。這位朋友問吳耀宗,“你怎麼看待耶穌所行的神跡呢?”吳耀宗回答“那些都被我揚棄了。”

不承認耶穌的神跡,就是不承認耶穌的天國。連耶穌的天國都不承認,還能算做基督徒嗎?但是吳耀宗卻作為三自教會的創始人成了政協常委。當他步入人民大會堂時,一定已經完全忘記了耶穌的話“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上帝的歸於上帝,凱撒的歸於凱撒。”

中共沒收廟產、強迫僧尼學習馬克思主義來洗腦,更強迫僧尼參與勞動,乃至於以鼓勵僧尼結婚的方式來瓦解他們的佛教信仰。譬如1951年三八節前,湖南長沙婦聯會下令全省女尼必須在幾天之內決定結婚!而年輕力壯的男僧人被強迫參軍,送到戰場上去當炮灰!

中國的各種宗教團體在中共的暴力鎮壓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鎮壓了,剩下的很多還了俗,還有很多是不公開的共產黨員,專門穿著袈裟、道袍和牧師的袍服歪曲佛經、道藏、聖經,從這些經典中為中共的運動找根據。

(三)破壞文物

對文物的破壞也是中共摧毀傳統文化的重要部份。在“破四舊”中,多少知識份子珍藏的孤本書和字畫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紙漿。章伯鈞家藏書超過一萬冊,被紅衛兵頭頭用來烤火取暖,剩下的則送往造紙廠打成紙漿。“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只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

現代的中國人如果對歷史還稍有記憶的話,吟唱孟浩然的這首詩時恐怕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江山勝跡”也在“破四舊”的狂飆驟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寫下流傳千古的《蘭亭集序》的蘭亭不但被毀,連王羲之本人的墳墓也被毀掉,吳承恩的江蘇故居被砸了,吳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蘇東坡親筆書寫的《醉翁亭記》石碑被“革命小將”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大紀元配圖)

這些中華文化之精華經過數千年的承傳積澱,一旦毀去即無法還原,但中共卻以“革命”的名義毀得理直氣壯。當我們嘆息於英法聯軍焚毀了“萬園之園”的圓明園,嘆息於那毀於侵略者兵火的傳世巨著《永樂大典》,我們又怎能想到,中共的毀壞要比入侵者更廣泛、更持久、更徹底呢?

(四)精神層面的摧毀

中共除了要在物質層面毀滅宗教和文化之外,還盡其所能的在精神上摧毀人們對於信仰和文化的認同。

舉例來說,中共認為回民風俗屬於“四舊”,於是強迫回民吃豬肉,並命令回民農家和清真寺養豬,規定每戶每年要上交兩頭。紅衛兵甚至強迫藏傳佛教的第二大活佛班禪喇嘛吃大便,命令哈爾濱最大的近代寺廟極樂寺三位僧人舉著一張紙做的牌子,上面寫著“甚麼佛經盡放狗屁”。

 


(大紀元配圖)

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溫都爾汗,然而在毛家灣搜出的孔子語錄,卻在全國燃起了狂熱的批判孔子的運動。“梁效”在《紅旗》雜誌上發表《孔丘其人》把孔子描繪成“開歷史倒車的復辟狂”、“虛偽狡詐的政治騙子”,一系列醜化孔子的漫畫、歌曲接連出世。

宗教與文化的莊嚴神聖感被破壞殆盡。

(五)破壞無遠弗屆

在中國古代,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只到達縣一級,縣以下全部靠宗族自治,因此無論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還是三武一宗滅佛,這種破壞都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運動,更不可能徹底,佛、儒典籍和思想必然還在民間存在著巨大的生存空間。而處於青春期的中學生受到中共煽動後進行“破四舊”,卻是一種遍及全國的帶有“自發熱情”的草根運動,同時中共這種“村村都有黨支部”的嚴密社會控制體系,使得這種“革命”運動無遠弗屆,觸及到每一個人,每一寸土地。

同時,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皇帝除了用暴力之外,還像中共一樣用詆毀和謾罵的形式,從人心中根除人們認為最神聖和最美好的東西。意識形態上的消滅,有時候比單純的物質消滅更加有效、更加持久。

(六)改造知識份子

 


(大紀元配圖)

中國的漢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華,從字形、字音到由此組成的成語、典故都包含著深刻的文化內涵。中共除了簡化漢字之外,還曾經推行過拼音化方案,希望從活的語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傳統,後來因實在無法實施才作罷。而同樣傳承了傳統文化的知識份子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在1949年以前,中國有大約200萬知識份子,雖然他們中一些人留學西洋,但還是繼承了一部份儒家思想。中共當然不會放過他們,因為作為“士大夫”階層,他們的思想對民間意識形態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於是在1951年9月,中共從北大開始搞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並要求在此基礎上“開展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毛澤東一向是討厭知識份子的,他說“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份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與工農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乾淨處,就是身體也不乾淨,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

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是以各種形式的大批判開始的,從1951年批“行乞辦學”的武訓,到1955年毛澤東親自將胡風打成反革命,知識份子還並沒有被大規模的劃成另類。然而到1957年,幾大傳統宗教已經被“統戰”到俯首稱臣時,中共終於騰出手來對付知識份子了,這就是著名的“反右鬥爭”。

1957年2月底,中共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知識份子給共產黨提意見,並誠懇地表示“言者無罪”。對於中共作為外行卻領導一切,以及鎮反和肅反中濫殺無辜早有不滿的知識份子們以為中共終於開明起來,於是開始說出心裏話,言辭也越來越激烈。

歷史過去多年之後,仍然有許多人認為毛澤東只不過是在知識份子對中共的批判越界的情況下忍無可忍,才奮起反擊的,其實並非如此。

毛在1957年5月15日,就寫下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在黨內高級幹部中傳達,其中說“最近一個時期,右派表現得最堅決猖狂。他們想要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刮起一陣7級以上的颱風,妄圖消滅共產黨。”接著,那些對“大鳴大放”並不感興趣的各級黨官忽然變得極其熱心誠懇起來。章伯鈞的女兒在回憶錄《往事並不如煙》中記述道:中共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親自撥電話邀請章伯鈞參加整風座談會,並將他安排在頭排大沙發上。章不知是計,提了很多意見。整個過程中,“李維漢神情怡然。父親大概以為是稱許自己的談話;殊不知,他這是在為獵物墮網而心安。”章伯鈞隨後就成了中國的頭號大右派。

我們不妨看看幾個簡單的日期: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5月21日提出;龍雲的“反蘇謬論”,5月22日;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5月22日;林希翎在北京大學演說,“抨擊中共的封建社會主義”,5月30日;吳祖光的《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5月31日;儲安平的“黨天下”,6月1日。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後之後,這些知識份子“應邀”發表的言論。

這些知識份子隨後當然都成了“右派”,這樣的“右派”全國有55萬之多。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精神,“士可殺不可辱”,而中共卻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給你飯票,連家人都會受到株連。於是很多知識份子就真的屈服了,在這個過程中一些知識份子出於自保的目的而揭發他人,也傷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識份子就被殺雞儆猴,見了閻王。

作為傳統社會道德楷模的“士”階層,就這樣消失了。

毛澤東說:“秦始皇算甚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

其實,他何止坑了儒,更嚴重的是摧毀了他們的信仰和心靈。

(七)偷梁換柱的表面文化

在中共開始改革開放以後,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觀和教堂,也在國內搞廟會,在海外搞文化節。這是中共對殘存的傳統文化的最後一次破壞與利用。這一方面因為中共無法割裂的人性中的善良使“黨文化”走向破產;另一方面,中共要借傳統文化裝潢門面,掩蓋中共“假惡鬥”的邪惡本性。

文化之根本是其道德內涵,末節是娛樂作用,中共以恢覆文化表面的娛樂功能來掩蓋破壞道德內涵的實質。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畫古玩展覽,舉辦多少舞龍舞獅的文化節、食品節,修建了多少畫棟飛檐的建築,都僅僅在恢覆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同時也利用這一點增加海內外對中共的文化認同,實質上還是以維護其統治為第一要務的。

再以寺院為例,這本是個晨鐘暮鼓、青燈禮佛的修行場所,或是給紅塵中人懺悔禮拜的地方。修行講究的是清靜無為,懺悔禮拜也要求環境莊嚴肅穆,然而現在卻成了發展經濟的旅遊勝地。真正來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後,帶著虔誠敬佛的心來反省自己的過失呢?

 


(大紀元配圖)

修復門面,毀去內涵,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無論是佛教、其它宗教還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們淪落到這步田地。

三、黨文化

中共在破壞傳統半神文化的同時,通過不斷的政治運動,在不知不覺中樹立起中共自己的黨文化。黨文化改造了老一代人,毒害了年輕一代,也影響著年幼的一代。其影響極深極廣,甚至包括許多人試圖要揭露中共的時候,也不可避免的會帶著黨文化的烙印,使用中共的善惡標準,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


黨文化除了深得外來馬列邪說之“邪”外,還把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負面因素,如宮廷鬥爭、結黨營私、整人權術、詭詐權謀和共產黨宣傳的暴力革命、鬥爭哲學有效地結合起來。在幾十年生存危機的掙扎中,不斷充實發展和“發揚光大”其“假惡鬥”的特徵。

黨文化的性質是專制與獨裁,為其政治鬥爭、階級鬥爭服務,它從四個方面構成了黨恐懼專制的“人文”環境。

(一)統治方面

1、封閉文化

共產黨文化是封閉的、壟斷的。沒有思想、言論、結社、信仰等自由。黨的統治好像一套液壓系統,依靠高壓和封閉來維持。一個小小的漏洞都可能造成系統的崩潰。舉例來說,“六四”時不肯與學生對話就是怕開這個口子,一旦開了,工人、農民、知識份子、軍隊就都會要求對話,中國就會走向民主,這就等於挑戰一黨獨裁,因此寧可殺人也不能行這個方便。現在動用數萬網警監控國際互聯網,直接封殺中共不喜歡的海外網站。

2、恐怖文化

共產黨五十五年來是以恐懼壓迫中國人民的靈魂的。高懸的鞭子,高舉的屠刀,不知何時降臨的災難,“規範”了人的行為方式。人們在恐懼中,乖乖地當起了順民。民運人士、自由思想者、體制內的懷疑者、各種信仰團體成員都是殺一儆百的對象,要把異己消滅在萌芽狀態。

3、網絡控制文化

 


(大紀元配圖)

中共對社會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包括戶口戶籍制度、街道居民委員會制度、各級黨委結構、“支部建在連隊上”、“村村有支部”、過黨、團組織生活等,並提出與之相應的一系列口號,如“守好自己的門,看好自己的人”、“截留上訪”、“堅決落實包保責任和責任追究制,嚴密防控,嚴肅紀律,確保24小時防範管理不失控”、“610辦公室將組織督辦組,不定期對各地,各單位檢查督辦”等。

4、株連文化

中共全然不顧現代社會的法治原則,大搞株連政策,從對“地、富、反、壞、右”家屬的專政,到“出身論”的提出,一直到今天“對因領導不到位,工作措施不力,導致法輪功人員進京滋事的,對主要領導實行追究責任,通報批評。情況嚴重的,給予紀律處分”,“一人煉(法輪)功,全家下崗”,一位職工煉功,扣發全公司的獎金等。中共還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黑五類”等歧視政策,提倡與黨一致,“大義滅親”,並通過人事、組織檔案制度,“外調制度”,“檢舉揭發”,“立功受獎”等進行制度保障。

(二)文宣方面

 


(大紀元配圖)

1、一言堂文化

“最高指示”,“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所有媒體一哄而上,集體幫腔。必要時搬出各級黨、政、軍、工、青、婦領導表態支持,人人過關。

2、鼓吹暴力文化

“八億人,不鬥行嗎?”,“打死白打死”,“超限戰”,“原子彈是紙老虎……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還可以在廢墟上重建我們的家園”。

3、煽動仇恨文化

“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成為根本國策,對階級敵人的殘忍被視為美德,宣傳“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了仇恨強咽下,仇恨入心要發芽。”

4、謊言文化

“畝產過萬斤”,“‘六四’天安門沒有死一個人”,“我們已經控制了薩斯”,“當前是中國人權的最好時期”,“三個代表”。

5、洗腦文化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

6、馬屁文化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一切歸功於黨”,“我把黨來比母親”,“用生命保衛黨中央”,“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戰無不勝”的黨等等。

7、走過場的文化

一個接一個地樹榜樣,抓典型,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教育”,結果運動一過大家該幹甚還幹甚麼,所有的報告會、讀書會、心得交流都成了“認認真真的過場”,社會道德繼續大步倒退。

(三)人際關係方面

1、嫉妒文化

宣傳“絕對平均主義”,“出頭的椽子先爛”,嫉妒有能力和有錢的人。“紅眼病”。

2、人踩人的文化

“面對面的鬥爭,背靠背的揭發”,打小報告、寫黑材料、無中生有和無限上綱都成了靠攏黨組織和積極要求進步的標誌。

(四)潛移默化規範人的內在精神和外在行為方面

1、把人異化成機器的文化

要民眾做“革命機器上永不生銹的螺絲釘”,“做黨的馴服工具”,“黨指向哪兒,我們就打向哪兒”。“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哪裏需要到哪裏去,哪裏艱苦哪安家。”

2、顛倒是非的文化

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開槍殺人是為了“換取二十年的穩定”;“己所不欲,要施於人”。

3、自我洗腦絕對服從文化

“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狠鬥私字一閃念”,“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統一思想,統一步伐,統一命令,統一指揮”。

4、坐穩奴才位置的文化

“沒有共產黨了,中國就會亂”,“這麼大個中國,除了共產黨,誰能領導得了”,“中國一垮,是世界的災難,所以要幫助共產黨維護其領導”。被共產黨長期壓迫的團體出於害怕和自我保護,時常表現得比共產黨還要左。

凡此種種,還有很多。每個讀者都可能從你親身經歷中找到黨文化的各種因素。

經歷過文革的人可能仍然對樣板戲、語錄歌、忠字舞記憶猶新,對《白毛女》、《地道戰》、《地雷戰》的對白耳熟能詳,實際上中共就是通過這些文藝形式對人進行洗腦,把中共多麼“英明偉大”,對敵鬥爭多麼“艱苦卓絕”,黨的戰士對黨多麼“赤膽忠心”,可以為黨犧牲一切,而敵人是多麼愚蠢狠毒等等強行灌輸到人的腦子裏,把共產黨所需要的價值觀通過日復一日的宣傳強加給每一個人。今日回頭去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整個主題和表現方式都是“殺,殺,殺”。

同時中共還創造出它自己的一套話語系統,謾罵式的大批判語言、肉麻的歌功頌德語言、空洞無物的官樣八股文章等等,使人一說話就不自覺地墮入“階級鬥爭”和“歌頌黨”的思維模式中去,用話語霸權代替心平氣和的說理。它對宗教詞匯的濫用,更是在扭曲詞匯的內涵。

真理前進一步就是謬誤,黨文化在某種程度上還對傳統價值觀進行濫用。比如傳統文化中講“信”,共產黨也講,但是它講的是“對黨要忠誠老實”;傳統文化中講“孝”,共產黨可以把不贍養父母的人抓到監獄裏去,但卻是因為兒女不贍養父母,父母就成了政府的“負擔”,而共產黨需要的時候,兒女還要和父母劃清界限;傳統文化講“忠”,但“君輕民貴,社稷為重”,共產黨講的“忠”是“愚忠”,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到盲從的程度”等等。

中共常用的詞匯十分具有迷惑性。比如他把國共內戰時期稱為“解放戰爭”,好像是把人民從壓迫中“解放”了出來;把1949年以後稱為“建國以後”,而實際上在中共之前中國早已存在,中共只不過是建立了一個新的政權而已;把三年大饑荒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其實根本不是自然災害,而是徹頭徹尾的人禍。然而人們在耳濡目染,天天使用這些詞匯時,卻會不知不覺地接受中共想要灌輸給人的概念。

傳統文化中把音樂作為節制人欲的方式。《史記》的《樂書》上說人的天性是好靜的,感知外物以後就會影響人的情感,並按照自己的心智產生好惡之情,如果不加以節制的話,人就會被無窮無盡的外部誘惑和內心好惡同化而做出許多壞事,所以先王製作禮樂來節制人。歌曲要“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既抒發感情,又對感情有所節制,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這樣美好的東西卻被共產黨拿去作為給人洗腦的手段,像“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等歌曲從幼兒園開始要一直唱到上大學,在哼唱的過程中,讓人潛移默化地接受了歌詞中所表達的意思。中共更把民間流傳下來的最好聽的民歌直接盜用其曲調,填上歌頌黨的歌詞,既破壞傳統文化又為黨服務。

被中共奉為經典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把文化和軍事稱為“文武兩個戰線”,並稱只有拿槍的軍隊是不夠的,還要有“文化的軍隊”,規定“文藝服從於政治”,“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由此派生出的一整套以“無神論”和“階級鬥爭”為核心的“黨文化”和傳統文化完全背道而馳。

“黨文化”確實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與軍隊、監獄、警察一樣同屬暴力機器,只不過提供的是另一種暴力——“文化暴力”。這種文化暴力對五千年傳統文化的破壞渙散了人心,也渙散了民族的凝聚力。

當今許多中國人已經對傳統文化的精髓一無所知,甚至把50多年的“黨文化”等同於中國5000年的傳統文化,這是中國人的悲哀。許多人在反對傳統文化的時候,也並不清楚,他們實際反的是中共“黨文化”,而不是中國真正的傳統文化。

許多人希望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中國的現行制度。實際上西方民主也是建立在以基督教為主的文化基礎上的,主張“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尊重人性和人的選擇。中共這樣專制、非人的“黨文化”怎麼可能作為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基礎呢?

結語

傳統文化實際上從宋代開始不斷遭到破壞而發生對傳統的背離,“五四”以後,一些急功近利的知識份子也試圖從否定傳統文化,靠攏西方文明中尋找中國的出路。但是文化領域的衝突與演變一直是學術性的爭鳴,而沒有國家暴力的介入。中國共產黨的出現,把文化的衝突上升到關係中共自身存亡的高度,因此它對文化採取了搗毀砸爛式的直接破壞和“取其糟粕,去其精華”式的和濫用式的間接破壞方式。

民族文化的破壞過程也是建立“黨文化”的過程。共產黨在人們心中顛覆著良知理念,使人們背離民族的傳統。民族文化徹底摧毀之日,也就是民族名存實亡之時,這絕非危言聳聽。

同時民族文化的破壞還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物質傷害。

傳統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人與自然要和諧共處;共產黨號召“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中國現在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與黨文化有著直接的關係。僅以水資源為例,中國人拋棄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傳統,對自然進行瘋狂的掠奪和污染,目前中國五萬公里河流,有四分之三以上魚類無法生存,地下水污染比例十幾年前就超過了三分之一,現在仍然在繼續惡化。淮河上甚至出現這樣的“奇觀”:小孩在油汙的河面玩耍,一點火星落入水面,立刻躥起5米多高的火焰,周圍的十幾棵柳樹被燒毀,可想而知在此地生活的人飲用這樣的水怎能不生各種癌症和怪病。西北地區的荒漠化、鹽堿化,工業發達地區的污染,都與人心中失去對自然的敬畏有關。

傳統文化敬畏生命,中共號召“造反有理”、“與人鬥其樂無窮”,可以以革命的名義整死、餓死幾千萬人,由此帶來人們對生命的漠視,造成了假貨、毒貨的流行。以安徽阜陽為例,許多本來健康的孩子在餵養期間開始出現四肢短小,身體瘦弱,尤其是腦部顯得偏大,並有8名嬰兒因這種怪病而夭折。究其原因,是黑心的商人為賺錢而販賣毒奶粉。有人用激素和抗菌素餵螃蟹、蛇、烏龜,用工業酒精兌假酒,用工業油拋光大米,用工業用增白劑漂白面粉,河南省一個縣有八年的時間用垃圾油、泔水油、白土油等致癌物質生產有毒的“食用油”,月產上千噸……這些有毒食品絕不是侷限在一時一地,而是遍布全國的普遍現象。這與文化破壞後,人心失去道德約束,而一味地追求物質享樂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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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黨文化”絕對的壟斷和排他性不同的是,傳統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唐代的鼎盛時期,佛家思想、基督教和其他西方宗教都可以與道家、儒家思想和諧共處,真正的傳統文化對於現代西方文明也必然保持開放和包容的姿態。亞洲四小龍形成了“新儒家文化圈”,它們的騰飛已經明證傳統文化並非社會發展的阻礙。

同時,真正的傳統文化以人內心的喜悅而非外在的物質享受來衡量人的生活品質。“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心?”。陶淵明窮困但並不潦倒,依然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閑情逸致。

實際上如何發展生產,採用甚麼樣的社會制度,並不是文化要回答的問題,它只是在道德領域起著重要的引領和約束作用。真正的傳統文化回歸應該是恢復人對天、地、自然的謙卑,對生命的珍視和對神的敬畏,讓人與天地自然和諧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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