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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中共十一國慶VS人民遭殃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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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一三年十月三日】十月一日,是中國的法定假日,因這一天是共產黨在中國建立政權的周年日。十一跟春節,是中國的兩個最長假期(法定假日三天,連同前後週末共放假7天)。中國人在享受這個「黃金週」的長假期中,由於長期生活在官方宣傳的「虛假」之中,忘記或根本不清楚,「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大地出現之後,給中國人帶來的苦難、災難、劫難。

在中共建政之後,中國在沒有任何外敵侵略的和平時期,竟然有多達八千萬中國人死於飢餓、迫害、槍殺等。這個西方學者的研究估算,近年已被國內一些勇敢學者的調查研究證實。

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這個所謂的十一國慶為標誌,中共政權開始了以大規模殺害平民進行暴力統治的專制制度。無數中國人的鮮血,染紅了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殘忍的一頁。下面這些數字和數據,是平常讀書閱報中隨手摘錄,它只是共產邪惡的冰山一角: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初,中共就發起「土改、鎮反」、「三反五反」運動,導致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國有2,000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專著《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現華盛頓自由亞洲電台副台長)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Mass Death in Mao p~p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為100萬到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肅反」,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從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從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兩階段進行的「鎮反」,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餘人被判死刑。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禍》一書:在「反右」中,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中共當局堅持「反右」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了5,700倍!

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千3百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餘人自殺,3,500餘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餘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分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分子被迫害。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急劇下降。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糧食減產導致的飢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字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 p~p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飢餓死亡了3,000萬人。」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Rudolph Rummel)在《華爾街日報》(1986年7月7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War Is not This Century p~p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700萬人死於飢餓。」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裏(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裏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在談到六十年代初的飢荒時,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計算,有3,000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300萬到4,600萬之間。」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飢荒》(Hungry Ghosts:China p~p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六十年代初死於飢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志」,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共有關文件,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有很多首次公布的數據。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飢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這場人為飢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河南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在當時3,300萬人口的安徽省,「死於飢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100人餓死,孤兒達3,304個(多數在10歲以下)。」「在鳳陽,面對飢荒,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飢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28,0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000餘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鳳陽報告」(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60,2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說,甘肅省當時有1,200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人餓死。在當時有1,600萬人口的貴州,「約有100萬人死於飢餓。其中遵義地區(中共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貝克爾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死亡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140萬人死亡。

2008年,中國資深記者楊繼繩花了15年調查採訪寫成的長篇報告《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在香港出版。這本長達1100頁、80萬字的專著,被專家評為迄今對中國那場「大飢荒」的死亡人數、發生原因,最詳盡、深入的調查報告。楊繼繩的結論是,中國當時有3,600萬人餓死。

該書提供很多第一手數據:河南信陽地區,因飢荒而發生嚴重的人吃人現象。在餓死人最多的三個縣(光山、淮濱,商城),楊繼繩採訪到的很多人都說,當年要麼自己家吃過人,要麼被人吃了,要麼見過別人吃人的場景。安徽亳縣,全縣超過20萬人餓死,「以至把人肉煮熟後,還發生了搶人肉吃的場面。」

該書提供了一個以往這方面專著都沒有的信息:在當時中國發生大飢荒,餓死人最多的12個月裏,中國糧食部的記錄顯示,庫存糧仍有887億斤。即使到飢荒最嚴重時,中國仍有403億斤庫存糧,照當時標準,相當於1億4千萬人一年的口糧。有評論說,如按中國歷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開倉放糧,即使拿出一半救災,也不會那樣餓死人。這些數據更證明,這完全是一場人為政策造成的大眾死亡。

對中國大飢荒死亡人數提出最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學學者金輝,他在該校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專文中說:「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040萬至4,319萬之間。」

金輝提出的4,319萬,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誌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從海內外專家學者的各種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國那場大飢荒的死亡人數,起碼在3,000萬左右,而且是人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場「人禍」!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佔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字: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裏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400人被批鬥,其中2,9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多個家庭整個被毀。」

中國學者中,對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王友琴。她於2003年寫出50萬字的《文革受難者》專著,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個案。據該書列表,紅衛兵最殘暴的1966年「紅八月」時,每天打死人數高達三位數;僅八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

綜合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布。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嘆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裏的醫生說,太平間裏堆積至少100具屍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屍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週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2009年,在「六四」20週年前夕,前中共新華社記者(六四期間擔任該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在香港出版了《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一書。該書援引當時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譚雲鶴的話說,「六四事件死亡人數有727人,其中學生和群眾死亡713人,軍隊死亡14人。」這個數字顯然比當時中國紅十字會記錄的2,700人少很多。

從1989年天安門屠殺至今20多年,中國一直是全球處決死刑犯最多的國家。由中國留學生主辦的《中國死刑觀察》說,「中國每年處決的犯人人數,超過了世界其它國家處決犯人的總和。」有時甚至達到全球處決人數的百分之九十。

這些被處決的人,包括法輪功學員,以及基督徒等。根據海外人權團體的報告,「從1999年至今(2013),在中國被非法判刑的法輪功學員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勞教的人數超過10萬人,數千人被強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壞中樞神經藥物的摧殘,大批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到各地‘洗腦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謂‘執法人員’的毒打、體罰和經濟敲詐。……從民間渠道得到的數字統計,至今已有3,697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

對基督徒的鎮壓也相當嚴厲。據美國德州「對華援助協會」的最新年度報告,去年(2012)基督教會及教徒在中國被迫害的事件數字、被捕和判刑人數,及被虐事件數字等六項指針綜合評估,相比2011年上升13.1%,比2010年則上升61.1%,過去7年平均增長率為24.5%。只是北京「守望教會」,截至去年9月,因堅持戶外宗教祈禱活動而被北京國保帶走或關押的信徒就多達1,600人次;被逼搬家有60人。

六、中共在內蒙、西藏、新疆的屠殺

在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也數量驚人。據198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在文革中,因內人黨冤案,內蒙有34萬人遭迫害,16,222人被打死。在圖克公社,2,961人中,926人被打成內人黨(佔成人的71%),409人被活活打死,嚴重傷殘270人。據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文革中,內蒙有5萬人被迫害致死。

西藏的情況更嚴重,1959年藏人反抗中共遭鎮壓,據西藏軍區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7,000人。」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藏人起義被鎮壓後,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人口中有15%的人被逮捕,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

藏人起義被鎮壓後,接著就是六十年代初的飢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研究:「藏人在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在拉薩郊外的紮奇(Drapchi)監獄,關押的17,000名藏人,14,000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餓鬼》引述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數字指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降至250萬,下降率10%。達賴喇嘛九十年代初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在中共統治下,西藏人因飢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佔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新疆,1961年伊犁地區全民暴動,起因是飢餓。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東土民族中心」總部(他當時任該中心執行主任)接受我採訪時說,「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當幾千飢餓的民眾聚集在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時,中共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幾百人被打死。隨後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初,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報告,有三千到五千維族人被逮捕,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幾小時;「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

2009年7月5日,烏魯木齊有上萬名維族人等上街遊行請願,結果遭當局鎮壓。據倫敦「大赦國際組織」公布的《新疆七五事件報告》,中共當局處決了七名被指控參與七五事件的維族人,逮捕及審判了其他數百人,許多人「被從人間蒸發」。流亡在海外的維吾爾大會主席熱比婭揭露說,七五事件後,有數萬名維族人「失蹤」。

七、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60多年間,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飢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飢荒」,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的《中國「左」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飢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000萬。」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迪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500萬人異常死亡。」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中共建政後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飢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000萬或更多。」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無數人成為終生殘廢;數不清的精神失常者;更有整整幾代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所以,中國人在享受十一「長假期」中,應該從長期的「虛假」(官方宣傳)中清醒一下,對這些死亡數字(不是數字,那是一個個具體的像你我一樣的生命!)和造成的原因思考一下----無論現在中國在經濟方面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今天的中共都仍是那個殺人政黨的延續。而只要這個政黨繼續統治中國,屠殺就不會停止。

所以每年的十一不是國慶,而是國殤日!傷了中華民族,傷了中國同胞,傷了每一個中國人的自由尊嚴,甚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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